文|显微故事 马孔多
编辑 | 蔡玉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求工作稳定,“上岸”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梦想。
也正因此,考公的分数“水涨船高”。除了应届毕业生,加入考公大军的还有不少从大厂离开的中年人。但对大部分30多岁的中年人来说,留给他们考公的窗口期已经不长了。
在此背景之下,不少30+的中年人把目光放在最基层、最小单元的社区。虽然社区街道的劳务派遣没有编制,但是工作看起来比较稳定,朝九晚五,工作地点大多也离家不远。
如果不差钱的话,在外人看来,似乎社区劳务派遣员工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1
早晨八点半,李燕娟刚在办公室里坐下来,工作群里就跳出了消息红点。上周的工作还未完成,今天的新任务紧接着来了,根本不给人喘口气的时间。
李燕娟今年36岁,去年考进了居委会,同样在这一年,她因为超过35岁的年龄限制,彻底失去了报名公务员考试的资格。
幸运的是,她所在的这座小县城,对于社区入职考试年龄上的规定就显得宽松许多,允许40周岁以下的人员报考。
李燕娟凭借着四年备考公务员的复习经验,一次性通过了社区入职考试,正式成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相比公务员考试,社区入职考试简单不少,考一些诸如时政、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的常识题,不考数学,这让文科毕业的李燕娟优势很大。
据有关数据统计,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各省市共招录4万多人,报名人数却有300多万,相当于80个人去竞争1个岗位。这是一场只要第一名的考试,第二第三无论考得多高,都是失败者。
在公考越来越卷的暗黑时刻,有些像李燕娟一样的年轻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容易“上岸”的社工考试。
社工考试,没有编制,工资普遍在4000元左右,有些地方甚至连公积金都没有。可即便这样,社工考试随着报考人数的越来越多,门槛也逐渐越来越高。
就拿李燕娟参加的那次考试来说,全县共发布20多个岗位,报名人数却有1000多人竞争,竞争比可以和国考“相媲美”。
在她那个考场,有脸庞稚嫩的年轻人,也有头发稀疏的中年大叔。在试卷面前,无论你有多少的工作经验,无论你是多大的岁数,大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
只是这场赛跑,太残酷了,能跑到终点的只有二十几个人。
李燕娟想来后怕,如果不是自己备考公务员期间的知识储备,这场社工考试自己可能都无法通过。
李燕娟分析其原因:
一是这些岗位要求大多数不限专业,大专学历,无疑是降低了报考门槛;
二是考公的年轻人卷不动公务员编制了,索性选一个编外的岗位躺躺;
三是社工岗位虽然地位比较低,但是放在县里,待遇和职业认同感还是比较强的,这方面有一定的吸引力。
李燕娟原本在上海上班,是一家香水公司的策划经理。在同学朋友看来,她月薪两万多,已经算得上是经济独立的都市女性了。
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份工作耗费了自己太多的心血,加了无数的班,熬了无数的夜,才换来现在的职级和年薪。
月薪两万,如果放在她老家的话,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李燕娟是独生女,父母都在老家。她在上海过完三十岁生日,之后的几年,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机能在慢慢地下降,有时候脑袋反应得没别人快,容易走神儿。
她很快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是不是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差?
尽管在电话中,父母总是说自己很健朗,但是李燕娟总是担心他们是在报喜不报忧,因为每次过年回家,她都会在家中的壁橱上发现一些新药。
她一直想考公务员,最后考到老家县城社工的原因就在此。她想要回到老家,陪伴父母。
2
跟李燕娟不同,徐剑是迫不得已才选择了考社工。
用他的话来说,他实在是“卷不动了”。他全职备考公务员已经快4年了,这四年已经够一个人念完大学,但徐剑还是没能踏进公务员的圈子。
决定备考公务员后,徐剑辞了银行大堂经理的工作,在家全职复习。父母都很支持,他们一直觉得大堂经理晋升空间小,关键是压力还很大。
徐剑信心满满,4月份辞职,5月份开始备考,一度觉得11月考试志在必得。父母供他吃喝,虽然邻里间有些闲言闲语说快三十岁的人还靠父母养这样的话,但是他们不屑一顾,认为自己的儿子马上就能考上公务员,马上就要一鸣惊人了。
但是,第一次考试,徐剑落榜了。
父母安慰他说他是第一次考试,经验不足,继续考,明年一定能考上。徐剑也这么认为,就在家又呆了一年,结果第二年又没考上。
公务员考试不像高考。高考考得不好,总归有个烂学校读,但是公务员考试只要第一名,不是第一名就是白费一番劲。
徐剑的妈妈有点动摇了,心里盘算着要不要让儿子先去找个工作,一边上班一边备考。但是徐剑的父亲厉声呵斥了他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再来一年,一定能考上!”
事实上,在徐剑第二次考试失败后,爸爸妈妈之间的吵架次数越来越多了,似乎这场考试的结果、这个所谓的公务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关系到徐剑的人生未来,更影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
在父亲的勉励下,徐剑开始了第三次备考。他比以往更用心、更勤奋,每天5点半起床刷卷子,晚上看书看到11点多。
学习软件上,刷题数已经达到三万多道。就这样,徐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
也是在这一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报名人数越来越多,每年几万几万地递增,“上岸”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徐剑,第三次失败了。
此时,徐剑的父亲态度也发生了些微变化。这三年来,为了供养不上班的徐剑,父母除了忍受邻里碎言碎语之外,还多打了几份工,母亲就连养老保险也没舍得买。
母亲让徐剑先去找工作,先养活自己,再考试。徐剑内心复杂,这三年在家里闷头苦读,早已不适应外面的职场了。
他突然有点羡慕范进,因为范进好歹还中了个举人,比自己可优秀多了。
徐剑跟父母说,我想再继续考一年,再考不上就去工作。
就这样,去年徐剑第四次走上考场,1个月后成绩揭榜,徐剑又一次名落孙山。
造化弄人是,徐剑正准备踏入社会找工作时,他看到了社区招考公告,并顺利通过了考试。父母紧绷了四年的神经突然放松了。虽然没有编制,但是工作稳定,也算得上对得起这四年光阴。
徐剑也释怀了,可能自己注定了命中“无编”。最终,他踏入社区的大门,成为了一名社区工作者。
3
入职以后,李燕娟发现,自己的同事年龄断层很大。领导都是八零后,然后就是像她这样三十来岁的人,95后和00后几乎没有。
她不明其中原因,同事告诉她,年轻人基本上都走了,要么辞职了要么考走了,社区留不住人。
刚开始的李燕娟并不清楚“社区留不住人”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年轻人一个劲地考进体制里,不就是为了工作氛围轻松点么,哪能留不住人呢?
直到第一次开社区班子例会,领导安排分工,把一张分工表放在李燕娟面前时,她才懂了这句话的含义。
社区总共有8个人,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四五个工作口子。比如,李燕娟就要负责社区的民政、妇联、宣传、社区活动、文明城市创建等条线工作。
在社区做了半年后,李燕娟意识到,考试是跟考生“卷”,进来后,社区是跟社区“卷”。
领导很喜欢把一项工作按照完成情况和完成质量,把全镇所有的社区进行成绩排名,然后通报全镇,无形之中又让所有的社区“卷”起来。
李燕娟本以为进了半个体制工作能轻松点。谁知道,社区工作“卷”成了这个样子。
光是工作马甲,她就有蓝色、绿色、红色等好几种颜色,简直跟红绿灯一样。上级要求,工作中要拍照留痕。
每天,李燕娟都要做好几个条线的工作,她的马甲就要对应着脱来脱去、换来换去。
李燕娟的头上,背着好几个名头,比如网格长、儿童主任、信息员、志愿队队长等等,从这些名号上,就可以看出,李燕娟的工作该有多繁重了。
社工的工作是直接面对居民的,而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
小区外面绿草坪有人拉线晒衣服,立马就有人电话到社区来投诉,影响小区环境。李燕娟带着小区保安把被子收了,主人立马闹到社区来质问,凭什么不让晾晒?跟居民苦口婆心地解释完,李燕娟又要去给其他居民办理残疾人证,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只要上级通报某一项工作的社区排名,只要哪一个社区落后了,压力就一茬一茬地往下压,最后落到像李燕娟这样的最低级别的工作人员身上,官方话称之为“把责任压实”。
李燕娟现在的工资是三千多元到手,跟上海没法比。原本她以为考上了,工作离家近,轻松稳定,性价比也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份工作忙得昏天黑地,“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这样一来,性价比就大大折扣了。
最为关键的是,李燕娟每天从早忙到晚,自己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辖区户籍人口多少,每个条线的上级都来问,光这个数据,她至少填过五次表格。
网格长巡查时长,要求每天1小时,她得在自己负责区域内才能打卡成功,就算在小区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还要在打卡区域内呆满1小时;还有个什么社区体育指导员,每天还要拍照证明自己在带领居民健身,实际上,居民哪有空哪有兴趣跑社区里来跟着一个毫无健身经验的人来健身?
她越来越觉得,这份工作更像是一场被精心组织过的“精神内耗”。
她放弃了“卷”公考,却在命运的安排下,又换了一条赛道继续“卷”。
4
徐剑亦是如此。作为单位里仅有的几名男生之一,他在社区的工作角色中,是被当成两个人使用的。
他主要负责民生诉求平台回访、小区拆违控违、垃圾分类、群租房安全隐患排查和河湖长等工作。
现在体制内最重要的一块工作,就是“安全”。各种条线都讲安全。举办活动,讲究人员安全;写篇公文,讲究信息安全;出租房子,讲究居住安全。
徐剑的领导,非常看重社区“安全”。在他看来,安全胜于一切,没有安全,就无从谈起。因此,徐剑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以来脱离了行测和申论,解脱了考公,就不用那么辛苦地卷了,但是现在的徐剑,就如同李燕娟一样,在最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上“卷”着。
因为负责社区消防安全条线的工作,久而久之,徐剑就听不得消防车的声音。那种疾驰的、哗啦呼啦的声音,仿佛是在批评他工作没做好,警告他,你要丢饭碗了。
小区里出过几次火灾,但好歹没有人员伤亡。一旦出现亡人事故,上级就要倒追责任,那么徐剑就免不了要受处分。
可是,辖区两千多套出租房,单凭他们几个网格员,怎么能跑得过来?再者,社区并没有执法权,没有权力让房东整改。
但是,上级可不这样想,一句“属地管理”就把责任潇洒地撇给社区。
自从南京出了电动车事故后,徐剑总是担惊受怕,因为他所管辖的小区也有架空层停着电动车。他花了好大一股精力,用了好长时间才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期间没少收到居民的投诉。
总而言之,社区这份工作,搞得徐剑心力交瘁。今年5月,徐剑又拿起了复习资料,又开始复习考公。
对于徐剑来说,同样是卷,不如再卷回去。
李燕娟超龄了,再也没有机会考公。几个月前,她看到了上级发布的《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瞬间点燃了斗志,她心里想的是,社工这个最底层的群体,终于被“看见”了。
正如她的领导所说,社工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会越来越重要,只是需要时间来让社会确认它的重要性。
这份文件发布后,她的上级部门快速响应。拥有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李燕娟,在原有工资的基础上,被加了200元。
虽然钱很少,但总归算得上是一种鼓励和肯定。今年,李燕娟准备考取中级社会工作师证书,如果考到了,她还要再加200元。
日子总算有点目标,有点奔头。李燕娟现在这样觉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