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奧斯卡獎還是普利茲克獎，頒獎之後猜測陪審團的選擇總是徒勞的。
對於今年普獎得主奇普菲爾德，有人認為實至名歸，有人覺得失望透頂，同樣也有人只是單純質疑奇普菲爾德的作品質量是否值得普利茲克建築獎所提供的讚譽，或是應該承受它帶來的負面評論。
如果是在十年前，這一選擇無可厚非。奇普菲爾德是一位堅定而敏感的現代主義者，他對柏林新博物館的改造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將博物館的歷史建築和二戰後的廢墟與不顯眼的新畫廊融合在一起，使用了微妙的形式，對紋理和自然光進行了完美的利用。這個項目是對物質性和歷史的有力評論，是展示如何在空間領域處理歷史衝突的優秀案例。
奇普菲爾德因這些溫和的干預措施而受到建築界的尊重，還有像首爾Amorepacific總部這樣的項目，盒子一樣簡單的形狀與複雜的細節混合在一起，其中大部分借用了當地的視覺語言。
從各種意義上講，他都是一個有才華的建築師。
Amorepacific總部
而另一方面，不支持奇普菲爾德的人會評價他的作品總體上平淡無奇、缺乏想象力且過於浮誇，很少和傳統建築掛鉤，而傳統建築往往是由比例優美的結構構成的良好空間。
毫無疑問，改造項目是奇普菲爾德對建築及其服務的社區的最大貢獻。前面提到的柏林新博物館改造向公眾展示了一種使用歷史建築的重要方法，他將簡單、抽象的新元素和材料與建築師陶醉的原始建築紋理進行對比，展示瞭如何讓歷史可見。
柏林新博物館
許多其他建築師以前也使用過類似的方法，例如大衛·艾蘭得1975年設計的卡普街500號房屋，但這種技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被應用到如此規模，也沒有這麼突出。有人質疑佈局的浪費和奇普菲爾德古怪的風格，尤其是他還想要抽象出新古典主義的拱門和柱子，但他還是從這些項目中獲得了成功，他的翻新項目是讓他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
一個爭論的點在於，奇普菲爾德是一位好的建築師，只是還不夠好。要是評審團特別關注裝修，那麼有很多人做得更好，他們提供全新、高效的關於如何重新構想結構的模型。
在不支持他的人看來，奇普菲爾德的作品涉及範圍有限，無論是在設計法院、辦公樓、公寓還是博物館，他的默認模式都是製作盒子，用他招牌的白色公式展示構建空間，再加入無盡的高柱廊。內部空間通常是正交的，高度大於寬度，而且單調，幾乎沒有變化，除了顏色和材料的變化之外沒有地域文化或傳統的表達，沒有區分主次更沒有節奏感。
建築只是坐在那裡：大、抽象、冷漠、乏味。
奇普菲爾德偶爾會添加一個富有表現力的元素，例如墨西哥城Jumex Collection的鋸齒形天窗，但大多數情況下，他似乎滿足於製作立方體和矩形，調整模數和柱子的大小比例，並滿足根據功能所需的平方米數量提供大空間。
Jumex Collection
因為建築非常簡單，所以拍照很出片，而且它們也以空白和缺乏細節將自己與周圍環境區分開來。這給人的印象是，奇普菲爾德創造了一種優雅而沉默的新型紀念碑。
總是有人參觀這些建築之後對奇普菲爾德感到失望，他早期在語境主義方面的實驗，比如頗受好評的亨利賽艇博物館，以及一些粗獷宏偉的設計，雕塑家安東尼·葛姆雷的工作室，他創造的建築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來平衡為建造它們而澆築的大量混凝土、在它們上面花費的資源、完全重複性的室內，或者在世界各個城市中佔據的空間。
評委會選擇奇普菲爾德作為普利茲克獎得主，似乎是在表明他們並沒有忘記建築的傳統核心，即歐美白人制作紀念碑。他們平衡了對建築師的選擇，畢竟最近幾年充分體現了政治正確，最後還是要回歸最初的選擇標準。
過去十年的獎項突出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築師和各種設計方法，這是國際化的一個重大轉折。當我們將這十年的得主與2010年之前的獲獎者進行比較時，可以看到這種轉變是很有戲劇性的，在那個時代，獎項的評選幾乎沒有意料之外的反應。
卒姆託，努維爾，扎哈，羅傑斯，庫哈斯，不勝列舉。他們每一個都已經被冠以他們那個時代的建築大師的稱號，當然奇普菲爾德也屬於這個名單，他是一位長期受讚譽的知名歐洲建築師，我們可以說終於得到了他應有的地位。
建築的概念方面，即關注我們為什麼以及如何首先建造建築的問題，應該是普利茲克獎最關注的領域，對於一門必須首先面對社會正義和環境厄運問題的學科來說，這裡是最有希望的途徑。
選擇奇普菲爾德獲得普利茲克獎的爭議之處在於，它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建築是以一種通用模式生產大型、紀念性建築，而很少關心它們所服務的社區。它還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什麼構成了沒有達到傳統美學和功能服務的最高標準，或者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最低標準的好建築。
人們總是以某種懷疑的態度看待像普利茲克這樣的獎項，因為它們助長這樣的輿論風氣：建築是少數天才的特權，而不是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企業，在這個企業中，數百萬無名的、報酬不足的從業人員為創意引擎提供動力，並從事完成工作的粗暴勞動。
但普利茲克獎仍然很重要，因為它有可能改變建築話語，而且它的發佈仍然是一年中為數不多的建築學突破其小眾受眾而進入大眾新聞的日子之一。這兩年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建築師的選擇，使主要侷限於行業內的人們進入更廣泛的公眾意識，它獎勵了那些用工作改變現狀的人，以及那些從全球邊緣幫助塑造生活的人的努力。
奇普菲爾德的入選標誌著長達十年的轉變結束了，並不是說他不是一個優秀的建築師，他肯定是。但這代表了一種保守轉向，我們不禁會想他的入選是否體現了一種政治風向，即對21世紀初進步社會運動的重大反擊。
建築和城市主義本身已經成為右翼文化戰爭的意識載體，川普此前還在為迴歸歐洲美學傳統主義而拍手稱快，而世界各地的陰謀論者則湧上街頭，抨擊15分鐘城市的理念，雖然這只是一個強調更多便利設施和更強大公共交通的城市規劃原則。
川普時代的普利茲克獎評選，從2016年進步的、對環境敏感的西班牙建築師拉斐爾·阿蘭達、卡梅·皮格姆和拉蒙·維拉塔到2022年的克雷，堅持要求建築提升日常生活並挑戰精英主義的理想，也許是因為當時藝術界普遍認為他們的自由主義、人文主義原則受到了集體攻擊。
2022年普獎得主 克雷
那個時代的危險現在也同樣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對女權主義和LGBT群體的精準打擊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動盪，右翼政變不僅在美國出現，也在奇普菲爾德所在的歐洲顯露。氣候危機每年都在升級，有無數建築師的作品比奇普菲爾德更迫切地處理環境問題，而奇普菲爾德卻成為了一個敏感的干預者角色。
當然，代表性只是社會進步的漫長過程中的第一步。但在我們的全球反叛主義轉向中，我們不能否認克雷是一個用非西方方法工作的非洲黑人，再往前算，21年得主是倡導恢復公共住房的社會主義者，20年得主是兩位女性，她們的工作核心理念是人文主義。
幾十年來，普獎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個微不足道的加冕禮，只是建築師職業生涯的錦上添花，近些年重新定向為突破邊界和不再傳統的做法。我們雖然因此調侃普獎得主「馬什麼梅啊？」，說普獎變成了認識一個建築師的起點，但無論評價如何變化，大眾對於普獎得主的關注重點從不是Ta是否有名，不是完全冷門我們就會買賬承認小眾就是最好的，也不是選擇一個大家都認識的人我們就認可知名度等同於設計價值，我們衡量的標準從沒有變過，即他們的作品是否是這個時代人們最需要的。
普獎不應該是被輿論操控的工具，而應該成為引導大眾視野的媒介，它本可以有機會再次勇敢起來，只是今年它沒有抓住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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