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科学宗教

未来可期|文生音乐:AI成为下一代音乐家的合作伙伴

在音乐的无限宇宙中,人工智能(AI)已成为最新的探险者,并激起了一场关于创造力、原创性和艺术价值的激励讨论。 随着Suno等AI音乐制作软件的崛起,我们步入了一个新纪元。机器不仅能复刻已知的音乐风格,甚至能创作出前所未有的旋律和和声。然而,这场技术革命同样引起了艺术家和公众的深思和辩论。 这些软件的出现,在一部分人眼中是创造力的解放者,而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则是对艺术家生计的威胁。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创造力能否和谐共存的辩论,正逐渐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性话题。 在讨论具体案例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Suno这款颇受瞩目的文生音乐生成器。用户只需输入简单的文本提示词,Suno便能一站式完成歌词创作、演唱、编曲和配乐等任务,生成具有特定流派风格的完整歌曲,甚至包含人声。 最近,Suno还与微软合作,允许用户通过微软的Copilot直接调用其功能生成音乐。其最新推出的Suno V3版本,能够制作长达2分钟的歌曲。Suno在其官网上如此描述自己:“无论您是业余歌手还是排行榜顶端的艺术家,我们都能帮助您跨越创作歌曲的障碍。您无需任何其他工具,只需运用想象力。”因此,这款工具被誉为“消灭”了音乐创作的门槛。 我的朋友最近分享了她使用Suno创作音乐的经历,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她决定用这个工具挑战重新创作中国四大名著的经典影视主题曲。只需几个简单步骤:2秒搜索曹雪芹的经典词句《枉凝眉》;1秒复制并粘贴到Suno上;思索了10秒,纠结于选择Punk(朋克风格)还是Classical Jazz(经典爵士);最后,半秒钟按下“创建”按钮。 不到一分钟,她就得到了两首AI创作的音乐——每首都可以下载音乐版或视频版,视频版甚至配有AI自动生成的视觉封面。这两首歌的效果如何?她用歌曲的首句歌词做了个比喻:“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另外一家人工智能公司Stability AI,最近推出了其音频生成模型的更新版本——Stable Audio 2.0。此前的1.0版本,自2023年9月首次亮相以来,因其创新性获得了《时代》杂志的“2023年最佳发明”称号。新版Stable Audio 2.0,进一步拓展了音频生成的范围,包括前奏、副歌、收尾以及立体声效果,能够生成最长达3分钟的音频内容。 Stable Audio 2.0不仅能生成完整的音轨,还能帮助创作者制作各种声音和音效,涵盖从打字声到人群的背景声等。此外,这一版本新增了一项特别功能,允许用户上传一小段音频后,基于此补充并扩展生成相关的音频内容。这对于音乐家而言尤为有价值,如果在创作某段音乐时遇到难题,只需上传一个DEMO(小样),Stable Audio 2.0便能帮助补充并完善整首歌曲,确保每一个音乐创意都能被转换成完整的音频作品。 人工智能的支持者,热烈欢迎Suno和Stable Audio 2.0等工具的推出,认为这些技术将为音乐创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工具和可能性。这些软件帮助创作者模拟各种音乐风格和乐器声音,从而扩展了他们的创作界限。对这些技术拥护者来说,人工智能不是创造力的终结者,而是其催化剂,能够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然而,在这场辩论的对立面,超过200名国际音乐人联名发布公开信,对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平台和数字音乐服务商提出严正呼吁。他们要求停止使用可能侵犯和贬低人类艺术家权利的AI工具,并敦促科技公司不要开发那些可能“破坏或取代歌曲作者和艺术家人类艺术性”的人工智能音乐生成工具。联署的艺人中,包括多位欧美乐坛重量级人物,如史蒂夫·旺德(Stevie Wonder),比莉·艾利什(Billie Eilish)和凯蒂·佩里(Katy Perry)等。 他们的声音,代表了更广泛的艺术家社区,明确表达了对人工智能侵犯人类创造性的坚决反对。这个群体对AI的“掠夺性”使用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担忧这将削弱音乐作品的独特性和价值。此外,他们批评利用艺术家的创作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是“对人类创造力的攻击”,并警告说这种做法“将破坏音乐生态系统”。 想象一下,有人使用Suno创作出了一首令人难以置信的即兴爵士乐曲。这首曲子不仅复制了爵士乐的技巧,更捕捉到了即兴演奏的灵魂——这是以往认为只有人类音乐家才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然而,一位知名爵士乐手听后评价道:“这首曲子确实很棒,但我能感觉到钢琴手没有真正享受过一个懒懒的周日下午。”这番话引发了一场讨论,关于AI音乐是否能够真正传达人类的情感。…

生命未来|怎样把 AI 管起来?

人工智能(AI)是未来的技术。怎样才能管好AI、用好AI,不仅需要我这样的AI研究人员,还需要来自金融、经济等各领域的人士的集思广益。下面我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怎样把AI管起来,让它成为开创美好未来的工具? 在我最优秀的学生里,中国人占到很大的比例。所以每次来到美丽的中国,我都特别高兴。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工作进展,有部分就是由我的中国学生完成的。 刚才,我们听常启德先生介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同意他的看法。事实上,我们最近写了一篇论文,揭示了AI的巨大潜力,如果使用得当,势必有助于我们更快地实现这些目标——不仅是在金融领域,而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而言。 现在:人工智能能做什么? 近几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我们看个机器人行走的视频,不久前还是这水平: 第二个机器人特别尬,因为是麻省理工的机器人……现在的机器人已经完全不同: 我们再试试Midjourney。2022年,我们向这个生成图像的AI输入了一个指令,得到图一: 图一 一年后,输入同样一个指令,得到的是图二: 图二 所以说,进步是肉眼可见的快。 再看一个有声音的: “深度伪造”(deep fake),也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这真的不是汤姆·克鲁斯吗?当然不是。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大型语言模型仍然非常愚蠢,缺乏对世界的深刻理解。虽然看上去花俏,但并没有超出统计学的范畴,他们把这些模型叫做“随机鹦鹉”(stochastic parrots),言下之意,它们只是在重复以前听过的东西。我们最近的一篇论文,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这些大语言模型能够自主开发模型,并合成它们所学到的东西。以Llama2为例。这个AI从未受过图像训练,也没见过世界地图。但我们发现,仅仅通过阅读文本,它就在心里,准确地说,是第53层创制了一幅字面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图三)。它知道北京在这里,波士顿在那里,还知道你去过哪里。 图三 事实上,Llama2不仅建构了一个物理世界的模型,还建构了一个抽象概念的模型,比如是非对错。我们录入了很多句子,有些是对的,比如“北京在中国”,有些是错的,比如“芝加哥在马达加斯加”,然后观察它怎么处理这些信息。我们发现,在某一层,Llama2把它认为正确的信息放在左边,错误的则放在右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打造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测谎仪,看看AI有没有撒谎,它告诉你的是不是正确的,以及你们交互的结果是否与它认为是正确的相同。 可见,这些模型已经变得很聪明,问题是:它们能走多远?我喜欢用抽象的任务景观来思考这个问题——海平面代表2018我年制作这个bot时人工智能执行任务的水平,高地则代表人类的水平(图四)。现在许多高地都沉到海平面下面了,可见这几年人工智能发展得有多快。 图四 末日:人工智能控制人类? 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胜任很多编程工作,它们开始证明数学定理,创作艺术作品,还能给我们当副驾驶。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会有实现人工通用智能(AGI)的那一天吗? 到那天,大水将淹没所有的陆地,而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一样去完成人类所有的任务。到那天,人工智能自己就能开发人工智能,甚至比人类做得还要好——那以后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会比现在快得多,因为开发AI的是AI,而不是人类这种精力有限的肉体凡胎。AI的智能每个月、每星期,甚至每一天都会翻番,也许还会出现智能爆炸,到那时AI会比人类聪明得多,就像人类比毛毛虫和蜗牛聪明得多一样。 关于人工通用智能,争议一直很大,众说纷纭。不过,大家的观点一直在变。几年前,我的MIT同事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预测说,人类在未来三百年内是搞不出AGI的。AI研发人员比他乐观,但也认为我们距离AGI还有好几十年。多数同仁认为,我们三十年内是做不出像ChatGPT4这样聪明的AI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做出来了。微软声称在ChatGPT4中看到了AGI的火花,也就是说,我们正在靠近人工通用智能。 在座的可能都听说过本吉奥(Yoshua Bengio),他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工智能科学家,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会成为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科学家。按照他的观点, ChatGPT 已经通过“图灵测试”,能够很好地掌握语言和知识,足以让人误以为它是人类。…

未来可期|智能新住客:当家庭机器人比你更了解你的家

想象一个典型的忙碌早晨,你的厨房里,有一个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准备早餐;而另一个,则在客厅迅速地整理散落的玩具和报纸。 这不是科幻电影的场景,而是家庭机器人技术让未来的家庭生活变成现实的一幕。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这些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机器人,现在正逐步成为家庭的新常客。它们不仅能执行日常清洁,还能烹饪美食、照看宠物,甚至辅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已不仅仅是生产力工具,它们成了家庭的标配,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陪伴。技术的革新不仅预示着生活方式的变革,还引发了关于未来家庭如何运作的深入讨论。 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家庭机器人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硅谷的巨头到初创企业,众多公司都在投入巨资开发能够更自然融入家庭环境的智能设备。Mobile ALOHA,一款由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的家务机器人,便是这一浪潮中的佼佼者。这款机器人能够轻松完成从基础清洁到高级家务管理的各种任务,展示了当今机器人技术的高度集成和多功能性。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机器人能做什么的看法,更重塑了我们对家庭劳动分配的传统观念。 随着Mobile ALOHA的不断进步和升级,它的功能范围也相应扩大。装备了摄像头、麦克风和先进传感器的这款机器人不仅能看和听,还能与用户进行实时交流,完全是家庭安全和便利的全能守卫。它能自主构建室内空间的动态地图,还支持复杂的远程操作。这一进展得益于不断提升的计算能力、日趋成熟的机器学习算法和精细化的传感器技术。 Mobile ALOHA的现有成本高达3万美元,这对多数家庭来说不啻为一笔巨大开销。因此,团队正全力以赴降低成本,目标是使这种先进的家用机器人更加亲民。项目带头人赵子豪坦言:“如果家庭机器人能实现全能且高效,实用性甚至超过汽车,那么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将大幅提升。我们的目标是将价格降至几千美元,使每个普通消费者都能享受到由高科技带来的日常生活便利。” 在家庭机器人市场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初创公司Figure AI开发的人形机器人Figure 01。2024年初,这款机器人因其接近人类的外形设计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设计能够使机器人自然融入家庭环境,满足各种空间和互动需求。Figure 01不仅能执行基本的清洁工作,如扫地和擦窗等;它还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例如简单烹饪、整理衣物,甚至与家庭成员基本互动和沟通。 Figure AI的团队相信,一个更亲切、人性化的机器人形态,可以大大提升用户的接受度和互动体验。因此,Figure 01不仅配备了先进的视觉和听觉传感器,还整合了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系统,使其能够理解并预测家庭成员的需求和行为模式。这款机器人的开发得到了微软、英伟达和OpenAI等科技巨头的大力支持,显示出业界对人形家庭机器人巨大市场潜力的信心。在最近一轮融资中,Figure AI成功筹集了6.8亿美元,用于加速Figure 01的开发和商业化。公司的愿景是让Figure 01不仅成为家庭中的有效劳动力,更成为互动和共享时光的家庭伙伴。 在放弃了长达十年的电动汽车项目后,苹果公司正在将目光转向新的增长领域,家庭机器人市场正是其新的焦点。苹果的工程团队正在研发一款能够在家中跟随用户移动的机器人,这款机器人旨在提供日常生活辅助、娱乐及定制化服务,为家庭生活带来革命性的便捷。 苹果认为,这一新项目不仅能扩展其在家庭消费品领域的影响力,还可能与公司过去推出的革命性产品,比如iPhone和iPad,一样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家庭机器人可能成为苹果公司未来发展的“下一个大事件”。然而,这则消息的提供者要求匿名,因此苹果的具体策略和最终产品的市场化前景目前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在科技巨头亚马逊的最新发布中,一个名为“Burnham”的先进技术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这项技术不仅赋予Astro机器人全新的“智能和对话语音界面”功能,而且被定位为亚马逊未来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Burnham基于大型语言模型,具备记忆功能和深层次理解能力,从而使得Astro机器人不仅限于执行基本任务,还能进行复杂的互动和提供实时帮助。 Astro机器人 让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日常应用场景来探索Burnham技术的潜力。首先,Burnham技术可以增强家庭安全,如在检测到炉子未关或水龙头未关时,它能够主动通知家庭成员,并提供必要的提示。此外,如果家中的老人发生跌倒,Burnham不仅能迅速判断情况,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拨打911(美国通用的报警电话号码),确保及时救助。 对于经常忘记日常小事的家庭成员,Burnham同样提供帮助。它能回忆起车钥匙放置的位置,或是检查家中窗户是否在夜间关闭,甚至监控孩子放学后的活动情况,是否有朋友一同回家。这些功能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展示,更关乎日常生活中的便利与安全。 随着家庭机器人从科幻转为现实,它们开始悄悄地改变我们的家庭生活。想象一下,当日常琐事不再成为负担,一个更悠闲的生活蓝图便在眼前展开,我们可以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一个机器人帮你做饭,另一个教孩子做作业,而你则可以躺在沙发上享受真正的闲暇。这听起来像是未来世界的标配,但也可能让“今天轮到谁做饭”这样的家庭争执变成历史。 这些聪明的家务助手正在悄悄重塑家庭内的劳动分配,减少人们在家务上的时间投入,使得家庭成员有更多的空间进行个人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们释放出的时间可以用于家庭聚会,如一起观看电影、讨论书籍,这无疑加深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系。但在这一美好愿景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挑战。 首先,当家庭机器人这位全新的“金属成员”走进我们的生活时,适应它的存在无疑需要一段时间。比如说,家中的宠物猫可能对这个机械新伙伴怀有戒心,需要时间来接受它的存在。同样,机器人制作的咖啡可能刚开始并不符合你的口味,它可能需要经过几次调整才能精确掌握你对咖啡浓度和温度的偏好。 机器人虽然设计精良,功能多样,试图融入每一个家庭场景,但它们在捕捉复杂的人类情绪和社会互动的微妙之处上还有待提高。因此,家庭成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机器人的行为方式,学习如何与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助手共处。 隐私问题也不容忽视。当家庭机器人可以追踪您的每一个动作,甚至预测您的情绪时,虽然这听起来技术性极强,但这同时意味着它们会收集大量关于你的个人数据。这里不禁要问,谁愿意在泡澡时被一台机器人监视呢?或者更严重的,如果这些敏感信息被错误地处理或泄露,又该如何确保我们的隐私安全?…

宋少莉:医生一生若有产品获批上市,死时都会笑

·科学就是认准一个方向,不断坚持往前走的过程。我们努力另辟蹊径,解决核药“卡脖子”问题。 科学就是认定一个方向,然后坚持不断往前的过程。就像“research”这个词,可能起初我坚持的方向不一定对,但当发现它的有用性时,如果这个方向行不通,我会换个方向继续前行,所以叫做——Search and Research,探索与再探索。 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艰难,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只要认准这条道,坚持下去,肯定能够出个好结果,我觉得非常值得。像我们临床医生能够在一生中有1-2个产品获批IND(研究型新药)申请,我死的时候都会笑起来。 我们核医学工作者,首先是医生,要看门诊、审核影像报告。我们工作日常就是从影像中寻找疾病的蛛丝马迹,做临床医生幕后的“火眼金睛”,通过影像为病人的精准诊断提供帮助,为病人精准治疗方案提供指导。 核医学是放射性核素在医学中应用,包括诊断和治疗。在诊断类方面,传统方法是用反映肿瘤葡萄糖代谢为基础的显像剂,其中18F-FDG是最常用的显像剂,它在肿瘤的早期诊断、分期以及疗效评价方面,已经深入人心。临床上,18F-FDG PET/CT也被称为“查癌神器”,但是对于FDG“不灵”的肿瘤,仍需要一些特色探针来锁定那些更隐秘、更“高明”的肿瘤。 核素治疗就是利用治疗性核素和靶向配体结合,形成靶向治疗性药物,引入体内后通过核素不停释放的射线来杀伤肿瘤。这虽然说是个物理效应,但疗效是非常确定的。现在他们把我们这个叫做“核导弹”(可以释放射线),它可以一次打断肿瘤细胞的遗传物质的DNA双链,避免它再复发。 在当今“谈核色变”的社会,核药还面临很多挑战。不仅仅普通老百姓,就是我们医务人员平时在工作中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其实辐射无处不在,我们平时说的这些辐射,只是能量的一种传递方式。在自然界,只要物体的温度不是绝对零度(约为-273.15℃),它就会向外辐射能量,这是一个物理现象。正常人每年接受的辐射量大约为3毫西弗(mSv)。 只要小于50毫西弗都是安全的剂量,放射性工作人员参考剂量是每年25毫西弗。我们平时做一个胸片的辐射是0.01~0.7毫西弗,做一次PET/CT大概就是10~12毫西弗,腹部增强CT是18毫西弗,都是在安全范围内的。 中国放射性药物发展滞后,但近年国家在大力发展核医学。有数据显示,2021-2023年,全球核药赛道累计融资超60亿美元,2023年融资金额较2022年上涨了82%。在生物医药领域投融资被认为“寒冬”的时候,核药赛道的发展却在加速。 在欧美国家已经筑起专利“围墙”的情况下,我们努力另辟蹊径,创新研发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分子探针,解决核药的“卡脖子”问题,最大可能地造福于广大患者。 2023年12月15日,我们全球首创的99mTc-PSMA SPECT/CT 显像剂获得了IND。相对于国外的产品,我们研发的新药知识产权在国内,价格就低廉,未来推广的话,能惠及更多百姓。 我们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通过靶向成纤维活化蛋白(FAP)的新型分子影像探针来定位肿瘤。经过我们特殊的设计后,形成FAPI PET/CT显像探针,可对肿瘤成纤维细胞进行显像,因90%以上的上皮源性肿瘤都会高表达FAP,因此靶向FAP显像和治疗都非常有效。 医学创新的产品从研制成功到获批应用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科学精神。我们的探针从研制到临床应用,一般是先在动物体内进行疗效验证,然后进行无毒、无菌等临床试验前必备的严格的检测,再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获批以后再去招募志愿者。 一般从研发到进入临床试验至少需要1~2年时间。但是从我们院内制剂到药品,路还远得很。比如说我们有了专利,要转化给公司,公司还要做Ⅰ、Ⅱ、Ⅲ期临床试验,获批上市证书,才能变成药品。这个路好长好长。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很多人会失去信心,乃至半途而废。但我们坚持勇往直前,用原创产品造福广大患者。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多种新型分子影像探针,可以说在国内也是属于很领先的。作为上海分子影像探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我们主要任务就是研发并且临床转化一些新型的放射性药物。在原创方面,我们另辟蹊径,能够拓展出我们的一些新的项目(临床转化),然后造福广大患者,比如说基础研究领域,发现这个靶点很有用,我们就动脑筋用核素链接剂,把它链接制成放射性药物,然后进行相关的临床研究。 科学就是你认定一个方向,不断坚持并且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当你很艰难克服了这个事情(困难),又发现它很有用,就感觉很有成就,就会很开心。 (作者宋少莉,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兼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核医学科主任、上海分子影像探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导。2023年获“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第五届最美女医师”,2021年获“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等荣誉。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6项,其中1项为重点项目,发表SCI 论文116余篇,专利15项,专利成果商业转化1项。专业主攻核医学分子影像诊断与核素治疗,在新型分子影像探针研发和临床转化方面有丰富经验。)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75630

我的科学观︱何祖华:我们想做“无中生有”的科学

·科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1+1”的研究。别人发现了一个新事物,我们跟随。现在我们想做“无中生有”的科学。 农业非常重要,事关粮食安全。 走过漫长的历史长河,我们深知,农业发展靠科技。但在这方面,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还很弱,尤其核心的分子技术缺乏。分子育种包括转基因育种、基因编辑等技术,大多都源自国外。我们缺少国际龙头农业企业,虽然已经孵化出一些重要的种业企业,但是与国际著名农业企业相比,市场占有率与盈利能力仍有巨大差距。 植物跟人有点像,长得白白胖胖的可能更容易染病、发病,甚至蔓延后导致一整块田地颗粒无收。植物的生长发育也靠激素调控。人感冒发烧,可以吃阿司匹林。植物也靠几乎同样的物质——水杨酸。中国占全世界7.5%的农田使用了全世界近35%的农药,农药滥用会造成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何祖华。 作物要又高产,又抗病,又绿色,难!结合中国的农业发展情况,我们选择了用科技力量改善作物的道路。 生物育种的目标是“高产与多抗”。但这不容易。大概百万颗种子里才可以筛选到一个好品种,所以效率非常低。 稻瘟病是水稻的“癌症”,是国际性的“卡脖子”难题。在育种方面,水稻的广谱与持久抗稻瘟病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中国水稻品种审定也采用抗稻瘟病“一票否决”制,即如果水稻对稻瘟病的抗性差,就不允许推广种植。这是对抗稻瘟病的一种方法。 除此之外,有没有更主动的抗病方式呢?我把植物抗病机制作为研究方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积累的水稻品种材料里,寻找抗稻瘟病的基因,一点一点挖掘。从2002年到2007年,我们课题组终于发现了水稻广谱抗稻瘟病的基因Pigm,随后应用在水稻育种上,让超级稻更抗病,目前推广面积已超过4000万亩。 这个基因为什么能抗稻瘟病?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科学机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又花了10年时间。 经过深入研究,我们解析了一种全新的植物免疫和广谱抗病机制,有效解决了水稻抗瘟育种这一瓶颈问题。实验成果推广到全国的水稻种植上,最大的好处就是农药喷得少了,有利于食品安全,对生态好,生产成本也低,产量也提高了,社会综合效益大。但植物的整个免疫系统还不清楚,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还有很多农作物病害问题有待解决。 将基础研究和农业重大需求应用问题相结合,在国家需求领域找对关键的科学问题,并将兴趣与之结合,学一行,要爱一行,久久为功。这也是我的导师教给我的。 我导师85岁时对水稻研究还非常感兴趣,还自己做实验,在楼顶种水稻。他曾问: “我做的开花基因长什么样子?”我给他画了一个模型图,他看懂了,很高兴。 何祖华院士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九期“报国论坛”上做报告。 科学要严谨地做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试验田里的作物株距不一样,它就可能长得不一样。所以,实验设计要保证植株的种植距离相同。这是我们课题组的传承之一。 很多学生把导师叫“老板”,我觉得不对。导师不是学生的老板,更不是保姆,而应该是事业规划师。导师应该指出,按照学生的思路,根据学生的能力,学生可以朝哪些方向去发展、去尝试。但现在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当“保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科研。有规划跟没规划的区别在于,做事时心中是否有大的愿景,也在于做的事跟最终那个目标愿景有没有关系。 我认为,科研应以兴趣为导向,因为内生动力会激发我们科研的热情和行动力,才能在科研领域安身立命。受社会影响,一些人追求短平快。短平快和“十年磨一剑”,到底该怎么平衡?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不同的学生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可以重点研究不同的课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十年磨一剑”,建好自己特色的平台,才能长期发展。 我觉得科学可能分为两种:一种是“1+1”的研究。别人发现了一个新事物,已经有了一个成型的东西,你看得到摸得着,然后我们赶紧去做,发现这个事物可以扩展到其他物种或方向,变成两个、三个甚至更多。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就像第一代手机、第二代手机、第三代手机。 还有一种是“无中生有”的科学。我认为更有创新性,这就是“0到1”。当你创造出来,它以后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产生一个新的领域,或者产生一个新的产品。比如,为什么别人当时能发明基因编辑技术? 我们发现的新的广谱抗病机制,仔细想来也只是在原来的机制基础上扩展了。包括后面发展的免疫抑制理论,也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体系。 现在我们想做“无中生有”的科学。比如,创造一种新的农作物,或者用设计改良作物,实现“高产+抗病”。 中国的农业科研体系和美国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农业科学基础研究是在包括大学在内的科研院所中进行,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在公司中进行,因为需要大量的生产试验,成本也很高。中国的农业科研院所,比如农业大学、农科院等,很多都是做育种的。做出来好的成熟产品,由种子公司来推广。这是最大的区别。 (作者何祖华,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在植物免疫和广谱抗病机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原创性成果,破解了作物抗病与高产的育种瓶颈问题,分离的作物抗病基因被广泛应用于育种并大面积推广。本文内容整理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九期“报国论坛”,澎湃科技经何祖华院士审校、授权后发表。)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58880

我的科学观|段涛:“救救产科”,不是哭穷,不是要同情

·出生人口数量对产科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还有很多大环境的影响,包括整个经济形势,国际合作与交流,甚至也包括社会中人们的心态变化。 我们做产科的,相对来说比较单一,所涉及对象、领域都有确定性,但是,产科也恰似一个窗口,可以透过这个窗口,看到整个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就学科来说,一个学科的发展首先体现为有成规模的量,医生是成规模的团队,有足够的临床经验的操练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生人口的数量对于产科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了数量之外,还有很多的大环境的影响,包括整个经济形势,国际的合作与交流,甚至也包括社会中人们的心态变化。 生育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社会整体的以及民众心态变化的反映。就当下来说,各种各样因素的叠加,导致出生率下降,也由此使整个产科学科的发展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我写《救救产科》一文的基本出发点。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能有的人看着有点“标题党”的意味,但作为“剧中人”,我确实对此忧虑重重。 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话概述一下当前我们产科的境况,那就是三句话:分娩量断崖式下跌;产科医生收入明显下降;再这样持续下去,队伍很难保留下去。 就我们医院来讲,接生最多的那一年是2016年,全年接生34000人,当然我们应该是全中国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那年如果我们不踩刹车,可以超过4万人。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时对我们医生护士的工作状态,有一个纯属开玩笑的指标——闭经指数。 当时产科有很多年轻女医生,她们需要在妇科、产科等各个部门轮转工作,当她轮到产科的时候,很多年轻医生就会“闭经”,因为太忙了,工作生活节奏打乱了,那种状态近乎疯狂。尽管这样,那时候我们业内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因为大家看到的、想到的,积极面占据主导地位。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发展好,人口的增长也好,大家的心理状态也好,达到一种双向奔赴的平衡。 事情的发展都是相辅相成的。有了一定的规模,就有了学科成长的条件。新技术的应用机会多了,与国际同行的交流频繁了。那个时候我们开一个学术会议,老外都非常愿意来,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是一个蓬勃向上的状态,你走在马路上都会看到、感受到那种状态。可以注意到,我们的业务发展到一定程度,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团队、技术等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和尊重。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任何事情的变化都有一个过程,其背后的原因也非常复杂。 以二胎政策放开为例,我当时有两个判断:第一,二胎“红利”的释放不会超过3-5年;第二,比较大的增幅可能发生在山东。果不其然,最后的数据表明,山东的增幅是最大的。中国有三个人口大省:山东、广东、河南。仔细分析有一个现象,山东的年轻人考公务员多,体制内纪律严明,所以计划生育一直做得很好。河南、广东等地,计划生育往往有“缝隙”,想生二胎的,不少人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如愿”了。 回过头看,二胎开放政策的释放,2016年是最高峰,2017年就开始下跌,基本上是这个趋势。我们原先是有预见的,但没想到后续发生的变化会那么快。从分娩的数据来看,2016年是1786万,接近1800万,到2023年就是八九百万了,7年时间跌至1000万以下,出生人口数量呈现断崖式下跌。 这里面的因素很复杂。有一种说法,说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说,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成反比例关系。这是一个很难去打破的魔咒,这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当然,我写《救救产科》,不是要哭穷,也不是希望大家对产科产生同情,很多人对我这篇文章有误读,甚至有人认为我是危言耸听。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在严峻现实面前,我们的产科如何得以发展。我要呼吁的是,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再过几年整个学科就可能往下走,优秀的年轻人不愿意来产科,真如此,问题就真的大了。 这个话题后来破圈,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讨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说,产科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我们也注意到,3月27日,国家卫健委也发了《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算是与我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说卫健委的通知与我的文章有什么关系,但毕竟大家“想”到一起去了。 国家一个政策的出台,需要有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判。相关议题,我们行业内已经有很多次讨论,也提过很多建议,所以主管部门也肯定会有研究,会有回应。但是在时机上,我的文章或许对国家卫健委通知的出台起到一个助推作用,或者说起到一种烘托气氛的作用,对此我非常欣慰。 从政府主管部门的原则性意见出台,到具体政策的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各个省市,省市的主管部门,再到各家医院,这个政策执行的链条,如何环环扣紧,无缝衔接,配套执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把产科作为一个观察社会发展的窗口,包含很多相关问题。总体而言,我们产科的学科发展,取决于社会对产科的需要,而如前所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的问题,也出现了生育率持续走低的问题,这不仅仅给我们产科的发展带来挑战,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很多国家都在采取一些政策性的措施,鼓励和支持年轻人生育,表明政府的积极姿态和回应。 回到我们产科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继续发展,确实是一大挑战。随着生育率的走低,很多医院都在压缩产科、很多年轻医生也不愿意来做产科,这类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我呼吁政府对产科的重视,一是希望政府能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鼓励并支持年轻人的生育,尽最大可能来保持能够促进一个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出生率。生育的问题,是涉及到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必须提到国家的层面上去认识、去关注。二是希望改善医院的内部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产科是有别于医院其他科室的一个特殊部门,这是不用多加解释的。 产科是一个特殊的部门,也是唯一一个对应着好几个产业的部门。譬如说,产科的分娩量下降,直接影响到的是儿科,因为孩子少了,儿科的业务也少了,相应的,孕婴童产业,教育培训机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和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产科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哪一个科室都不会像产科这个样子。正因为如此,产科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科,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政策,是国家的基本政策。 (作者段涛,系知名妇产科医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主任医师、教授。2024年2月28日,段涛在个人微博“段涛医生”发文《救救产科》,“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3月27日,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明确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并要求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36979

抑郁症|使用社交媒体会让孩子们变得不幸吗?

使用社交媒体会让我们的孩子变得不幸吗?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社交媒体与抑郁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研究显示,沉溺于Instagram、脸书等社交媒体的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比例明显高于不常使用这些平台的孩子。 当然,我们还不能断言“Instagram和TikTok导致抑郁症”——这些研究只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不是说社交媒体导致抑郁,就好像细菌导致感染。但既然存在关联,那么社交媒体是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的,就是值得我们深思、辨明的问题。 随着手机使用的普及,青少年抑郁的比例显著提高。一项对50多万八年级到十二年级学生(相当于中国的初二到高三)的跟踪调查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在2010年到2015年间提高了33%。同一时期,女生的自杀率则上升了65%。 我们知道,智能手机于2007年问世并迅速普及,到2015年,美国92%的青少年拥有智能手机。在这期间,因为抑郁或是焦虑而向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救助的学生人数急剧飙升。事实上,在2010年到2015年这五年间,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就诊率”提高了30%。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数字持续上升直至今日。 社交媒体与抑郁症 今天的青少年是在电子产品中长大的,较之前面几代人,他们与同龄人的实际接触要少得多,交往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进行。 一些专家认为,抑郁症的高发表明,通过社交媒体形成的人际关系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情绪价值,“电子关系”下的人和人之间永远隔着一层什么。临床心理学家亚历桑德拉·哈姆勒特认为,我们需要与他人之间的羁绊,来安住在这世间,“如果无法与别人形成深刻的、共情的关系,那么你就无法从社会关系中真正获得什么好处。关系越肤浅,你的漂泊感就越强”。 但也有例外。同一研究发现,线上线下同样活跃的女孩不抑郁。这一人群热衷于社交媒体,但并不因此减少线下社交,和疏于线下的“死宅”不同,她们没有表现出抑郁的倾向。另外就是那些身处偏远地区或是很难融入所在学校或社区的孤独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社交媒体非但不致郁,甚至可能是救命稻草。 感知的社交孤立 另外一项全国性研究关注所谓“感知的社交孤立”(PSI,即主观的孤独感,与“客观的社交孤立”相对)与使用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以19岁到32岁之间的年轻人为样板,最终,作者们认为无法确定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关联——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越长,就越是会感到孤独吗?还是说,沉溺社交媒体的年轻人患PSI的比例更高?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罹患PSI的年轻人究竟是因为缺乏真实的“面对面”社交才患病的,还是因为成天浏览精修后的视频、文案和“照骗”以至于没有归属感、感觉像个局外人? 这里就不得不谈到FOMO,也就是“错失恐惧症”( Fear of missing out)。 按照临床心理学家杰瑞·布里克的说法,“FOMO是对与社交世界失联的恐惧,以及对打入社交圈的渴望——很多时候,这种渴望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现实中转移出来,我们浏览社交媒体的时间越多,对于当下现实的关注就越少”。我们不停地刷新朋友圈,生怕错过某位朋友的帖子;而刷到朋友聚会派对的照片时,我们又会纠结于“ta为什么不邀请我”……我们越是追赶着社交媒体无穷无尽的更新,就越是没有归属感,而越是没有归属感,我们就越是要追逐,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自我评价不高 还有观点认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带来挫败感,进而引发抑郁。尤其是十几岁的女孩子,如果执着于对标社交媒体上的“白富美”,那么她可能很难对自己感到满意:我为什么没她美?没她瘦?没她有钱?没她受欢迎? “许多女生日常生活在朋友圈的美颜暴击之下,或是关注着热衷于P图爆改的名流网红”,哈姆勒特医生指出,“如果她们以为这些就是日常,那么压力会很大,每照一次镜子,都是对信心的打击。”调查显示,最令年轻人自惭形秽的社交媒体平台正是以图片分享为主的Instagram。 事实上,美颜修图不仅会给别人带来压力,对于修图的UP主自己来说,也是不健康的。布里克医生指出,“孩子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社交媒体上,琢磨着怎么展示一种令人赞叹的完美生活——看呐,我多么幸福!看呐,我多么美丽!他们担心如果得不到点赞,朋友们就会弃他们而去。他们担心成为人群中的孤魂野鬼。”但如果精修图如愿收获了正面反馈,他们可能又会担心点赞的朋友们喜欢的不是“真实的”他们。 缺乏锻炼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如果青少年花太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自然就没有时间做其他的,比如锻炼身体、学习才艺、开发新技能等等。而缺乏锻炼和一些能够带来成就感的活动,可能是导致年轻人抑郁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的时间都花在手机上了,那就等于是放弃了那些能够带来归宿感、成就感和自信心的活动”,因为线上社交是无法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的。哈姆勒特医生解释说:“虽然手机上的每一个点赞、每一次消息提醒、每一个推送都可能带来多巴胺的暗涌,但这种波动只够让你上瘾,却不足以让你喜乐。” 注意力分散 使用社交媒体会分散年轻人的注意力,特别是在做功课时。许多孩子喜欢一边学习一边在社交媒体上和朋友互动,他们称之为“一心多用”,但证据显示这只会降低学习的效率。 “基本上,一心是不能多用的”,哈姆勒特医生指出,“真实的情况是,你的心不停地转换频道,造成脑力的耗损”。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做作业断断续续地,结果作业时间大大延长了,最终导致空闲时间的减少和压力增加。 睡眠不足 有时候,社交媒体只是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情绪。比如,沉溺于社交媒体会导致或加剧睡眠不足的问题,而睡眠不足是致使青少年抑郁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研究发现,60%的青少年有睡觉前看手机的习惯,和那些不看手机的孩子相比,他们平均每天少睡了一个小时。一则手机屏幕的蓝光会妨碍入睡;二则刷社交媒体并不能令身心放松——事实上正好相反,哈姆勒特医生指出,社交媒体往往造成精神紧张,以至于失眠。 “社交媒体严重影响了睡眠”,布里克医生补充道:“本来你只是想再刷一下…

进化的逻辑︱择偶困境: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我的真命天子?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呢? 答案或许在于,男女在择偶时所处的地位不同,承受的压力也不同。即便抛开男权社会的背景不论,女人嫁错郎的后果也远比男人娶错老婆要严重得多,这与女性在亲代投资中的高占比有关。 父亲的缺席固然会影响人类幼崽的生存率,但远远不像母亲的缺席那样致命。即使放在灵长类的近亲里,人类后代的“费妈”程度也是独一无二的——黑猩猩一出生就能扒在妈妈背上,跟着妈妈一起在森林里觅食,而刚出生的婴儿连头都抬不起来;黑猩猩约莫五岁就自立了,而五岁的人类还在“妈妈抱”的阶段,自立则起码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投资越大,风险就越高。所以女性理所应当奉行谨慎的择偶策略。谨慎是为了找到正确的合作对象。何谓正确呢?简单说,就是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后代提供好的基因,并且对双方的后续合作追加投资的男人。 为此,女性需要对男性展开全面评估。至于如何评估,聪明的苏格拉底早就给出了建议: 一天,苏格拉底把三名学生带到麦地,让他们沿着田间小道走到底,并从中摘下最大的一支麦穗带回来。每人只有一次机会,中间不许回头。 苏格拉底断言,他们能摘下什么样的麦穗,就能找到什么样的配偶。 第一个学生刚进麦地就发现一支饱满的麦穗,他毫不犹豫地摘下,后来却发现还有更大的,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只能满腹懊恼地走到了尽头。 第二个学生吸取了第一个学生的教训。每当发现较大的麦穗时,他都不断提醒自己: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所以他不断地放弃,直到最后,所有的机会都错过了,只能随便摘一支交差。 由于有前两位的前车之鉴,第三个学生走进麦地时,已经有了比较稳妥的方案——他先把小道分为三段:第一段用于评估,走完的时候,他对麦穗的长短和饱满程度已经心里有数;第二段用于验证评估是否正确;最后一段才摘下他认为最好的麦穗。 显然,第三名学生的收益最为理想。 这个故事提示了著名的“三分之一”原则:先评估三分之一样本,分出“大”“中”“小”来,再用三分之一样本验证评估结果,在最后的三分之一才做出选择。只要遵守这个原则,你就会得到相对理想的结果。至于绝对理想的结果,则根本不存在,就像童话故事根本不存在一样。 毫无疑问,所有的女性都应该对上述原则有所了解,并且在择偶时向第三名学生学习。第一个学生属于早恋型,还没对男性进行充分评估,就做出了选择,往后余生却要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第二个学生刚好相反,在挑挑拣拣里错失了时机,在成为所谓“剩女”后不得不将就。苏格拉底嘉许第三个学生,他的选择足够理性,结果可能不是最优,但至少能令人满意。 也就是说,如果以青春期到生育年龄的后半段为女性的择偶期,亦即十三岁到三十六岁这24年,一位女性应该用前8年来明确“可以嫁”的标准,接下8年则用来验证进而微调这个标准,然后选择在第三个8年里出现的第一位符合标准的男性作为她的配偶。 当然,评估男人要比评估麦穗要难得多。田里的麦穗不会作假,大小高低一望而知;男人却不会乖乖站在那儿任女人挑选,他们会给出各种干扰信息,甚至是虚假信息,来误导女性,以便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事实上,即便男性都是诚实的,想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他们也是不可能的。男女之间,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女性很难掌握关于男人的完整的信息资料,一切的评估都存在误差。 女性评估面临的另一个麻烦是,她们不能像在店里挑衣服那样挑选男人。挑选衣服的逻辑是,只要时间许可,你可以把店里所有的衣服都试一遍或几遍,回头再买下最美的那件。但挑男人不能这么干,一个样本在试过“放过”之后,就不方便捡回来再试了。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很多时候只是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此外,你不能像进试衣间那样一次带几件衣服。女性对男性的评估只能逐个进行,一旦遇到还不错的,就必须停止对其他待选目标的检测。脚踏几条船这种事,虽然不违法,但却可能招致道德的谴责而得不偿失,甚至损害自身在婚恋市场上的估值。 选择男友的另一个制约因素是时间,显然,你不能用试一件衣服的时间去谈一场恋爱。相对准确的评估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但女人的花期却十分有限。青春易逝,韶华易老,人类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有限的选择。 信息评估是恋爱预期与时间平衡的结果。 所以“最适合”的那个人是不存在的,他/她只是个迷思,因为可供人们挑选的样本数量和时间都十分有限。你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有限的机会里选择相对合适的对象。不管你愿不愿意,恋爱只能是一场“矮子里拔将军”的游戏,明明没挑够,却不能再挑了。 这就是择偶困境——是男性的困境,但主要是女性的困境。原因前面也说过了,女人的嫁错成本太高。 在择偶市场,积极主动的男性成功率很高,也就是俗话说的“好女怕缠郎”。为了尽早配对成功,越是普通的男人越是会“来事”,不断输出虚假信息,由此形成了劣质男性追求优质女性的局面——主动出击未必有回报,但不主动绝对没回报,全面出击几乎是劣质男的必然选择。对他们来说,失败不会造成太大损失,毕竟男性不会怀孕;成功则是意外之喜。 这样一来,婚姻市场的交易结果就必然出现某种程度的扭曲,导致优质女人配对劣质男人。错配概率的存在,要求女性强化对配偶信息的评估工作,鉴别男性炫耀的成色,分析其中到底有多少水分,果断剔除那些虚假的温情脉脉。 为了完成复杂的评估任务,女人需要一段特殊的时间去观察男性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恋爱。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对恋爱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男性——后者往往不介意略过恋爱而直接交配,而女性一般不会这么莽撞,那与她们的择偶策略不兼容。 总的说来,女性的择偶策略与男性的择偶策略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有什么样的男性择偶策略,就有什么样的女性择偶策略加以应对。由于男性总有“出轨”的冲动——寻找更多的交配机会,以获取更多的生殖回报——女性在做评估时,往往强调男人对双方后代以及她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起码要能挣钱养家直到孩子成人;否则一旦被抛弃,就可能三餐不继。 当然,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完全有能力独自抚养后代,但这种进步要表现在性选择和基因的层面还为时尚早。这是题外话了。 为了剔除男性炫耀中的虚假信息,女性通常采用四种策略:泼辣策略、害羞策略、温柔策略和八卦策略。我们下次再聊。 —– 史钧,生物学博士,专注于进化论领域的科普写作,已出版多部科普作品,其中《其实你不懂进化论》获得第十六届文津奖,并入围2020年中国好书。生命的进化是符合逻辑的过程,底层逻辑就是自然选择,在此基础之上,又衍生出了许多其他逻辑,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本专栏将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深度梳理,详细介绍其中的各种逻辑关系,讨论生命的本质,理解生命的意义。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842777

未来可期|如果内容精彩,你在乎作者是AI吗?

在探讨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交汇时,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浮现在我们眼前。 2024年1月,日本第170届芥川文学奖揭晓——33岁的作家九段理江,凭借《东京都同情塔》(Tokyo-to Dojo-to)赢得这一殊荣。在获奖感言中,九段理江透露,她的小说中约有5%的内容,是完全由人工智能ChatGPT生成的,并且是“原汁原味”一字不差地使用,没有任何修改。她补充说,自己会向ChatGPT吐露一些“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想法,并且“计划继续在小说创作中利用人工智能,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这一披露立即在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掀起了有关人工智能在创意写作中所扮演角色的激烈讨论。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文学奖项,芥川文学奖的评选一直被认为是对作者独创性和文学才华的肯定。然而,九段理江的获奖作品中居然融入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这不仅令人质疑她的作品的原创性,也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这个由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渗透的时代,我们对文学作品的原创性和创作者的身份该有怎样的新认识? 在社交平台上,对此事件的反应各异。一部分人表示,九段理江使用人工智能,令她的作品《东京都同情塔》更加引人入胜。也有人认为,这种依赖人工智能的创作方式对那些坚持传统写作的作者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或许会降低人类独立创作的价值和地位。 那么,亲爱的读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足够精彩,你是否真的在乎其作者是AI还是人类? 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原创性一直被视为作品的核心特质。它跟作者的独特视角、个人经历和内在情感密不可分。然而,当AI走进这个领域,情况就变得有点像是从一场独奏变成了合唱。文学作品不再完全是出自一个人的脑袋,还可能融合了算法和数据的力量。作品开始带有算法的味道,而不仅仅是人类情感的香气。这种情况下,作品的“人性”和“原创性”成了需要重新定义的概念。 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九段理江的创作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人类努力,而是成为人机协作的产物。想象一下,一个是充满情感和创意的人类,一个是处理能力超强、逻辑严密的机器,他们坐在一起,互相啃着铅笔,讨论着下一句该如何铺开。在这个过程中,AI不只是个打字机或笔记本电脑,它更像是一个合作伙伴,参与到创作的每一个环节。 这种协同既包括人类的感性和创意,也融入了机器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在这种模式下,请告诉我:当一部小说让你笑中带泪,你会在意是谁在幕后掌舵吗?就像在美食前争论是机器人还是大厨做的这道菜——只要好吃,谁还管它来自哪里呢? 这种前所未有的创作模式,对文学作品的作者身份也提出了新的定义和挑战。如果未来某天AI自荐参加作家协会,我们该如何应对?当人机合作成为新常态,AI贡献的内容是否应该被视为作品的一部分?那些由AI独立创作的段落,我们能否将其视为独立的创意产物?由AI生成的部分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或者,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创意思维的延伸和扩展? 此外,如果AI在创作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类作者的身份又该如何定义,作品的著作权又该如何界定?这些问题不仅是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挑战,也对版权法提出了新的考验。毕竟,我们现行的版权法律框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问世之前制定的,面对AI参与文学创作的现实,它们似乎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面对AI参与文学创作的现象,我也询问了身边的一些朋友,观点各异。有的人担忧,AI的参与可能会削弱文学作品的人文价值和创作的独创性。毕竟,文学作品被赋予了表达人类情感、思想、经历的重任。他们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这些,似乎是冰冷的算法难以触及的领域。 著名作家萨尔曼·鲁西迪也对AI创作持批评态度。据媒体报道,他曾对模拟其写作风格的AI不以为然,称其为“彻头彻尾的废话”。他还幽默地加了一句,“任何对他作品略有了解的人,都能立刻辨认出,这样的文字绝不可能出自我的笔下”。 另一方面,也有一位朋友看到了AI加入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全新视角和机遇。在他看来,历史上总有人担忧新技术会破坏传统艺术的纯粹性。就像过去有作家坚称,不用笔墨就不能创作。若能够穿越时空对话,我们可能会发现,古人认为只有手写作品才算是真正的创作,对印刷技术也嗤之以鼻。但是,从古代的毛笔书写到现代电脑打字,再到未来可能普及的AI辅助创作,这一切的变化,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我们应该更注重作品本身的质量,而非纠结于创作手段的变化。那些拒绝接受新技术的作家,可能会逐渐被时代淘汰。 他引用了科幻作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的一段话,来证明他的观点。“铁匠在啤酒中洒下眼泪,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掌,但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马掌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在AI的辅助下,文学创作可能会迎来前所未有的灵感和表达方式,从而丰富我们的艺术世界。 与萨尔曼·鲁西迪的保守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科幻作家刘慈欣在2023年的中国科幻大会上发表了前瞻性的观点。他预言,“早晚会有一天,人工智能可以代替科幻作家或其他作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们常说人工智能没有人的灵魂、人的感受,这不过是一个自我安慰。人自己的灵魂、感受,也是很多神经元细胞连接成复杂系统后涌现出来的。” 刘慈欣进一步说明,“未来科幻作家不会彻底消失,但会沦为非主流,类似于现在的皮影戏。”在未来,人类的科幻创作仍将持续,但主流的关注点将转移到由AI创作的“大片”上。 刘慈欣的洞察不仅挑战了关于创作本质的传统观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AI技术的介入不仅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现象,更是对未来文学趋势的一种预示。传统文学风格和流派是人类作者的经验、情感与世界观的反映。随着AI能力的扩展和增强,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通过分析和学习大量文学作品,它不仅能辅助编辑草稿、调整风格,还能模仿特定作者的笔触。甚至,AI还可能突破人类固有的思维模式,展现全新的语言组合和叙事结构,孕育出全新的文学风格和流派。这种新视角可能会展现出独特的语言搭配和叙事结构,探索人类作者尚未触及的主题和领域。 另一方面,AI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还预示着作者与读者互动方式的革新。想象一下,未来的作者可以借助AI深入洞察读者群体的偏好,创作出更加符合读者期待的作品。传统上,文学作品一经完成就是固定不变的,但AI技术使文学作品从一成不变的状态转变为动态、互动的存在。例如,基于读者的反馈,AI可以实时调整故事情节,创造个性化的故事分支。或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喜好,生成个性化的定制内容。这种新型的互动式阅读体验,将使文学作品更加生动和多元化。 此外,AI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打破文学创作的传统边界,预示着跨文化和多语言文学作品的新时代即将到来。随着AI在语言处理和翻译领域的能力不断增强,文学作品能轻松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文学交流与共鸣。这不仅让各种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有机会欣赏到更广泛的文学作品,也为作家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创作灵感。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可能会见证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象,从辅助写作到互动式阅读体验,再到跨文化交流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文学的本质,以及人类在这个日益由机器智能定义的新纪元中的角色和地位。 《东京都同情塔》的事件不仅是一起孤立的案例,而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创作的本质,以及人工智能在这一古典艺术门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它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个技术驱动的新时代,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期待究竟发生了哪些转变? 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内容精彩,我们真的在乎作者是AI吗?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它不仅反映了我们对技术的态度,也更深层次地触及了我们对艺术、创造力和人性本质的深层思考。在这个由人类与机器共同编织的未来中,挑战也好,机遇也罢,我们共同面对的将是对这些复杂议题的不断探索和理解。 (作者胡逸,一个喜欢畅想未来的大数据工作者。“未来可期”是胡逸在澎湃科技开设的独家专栏。)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429029

我的科学观|王红霞:在复杂、多维的网络里探索生命的奥秘

·人体是一个网络,我们目前研究的只是其中一个节点;想真正探索生命的奥秘,必须从更复杂、多维的视角来理解它,从而改变现有的治疗模式。 我的研究生涯是从临床医学开始的。谈起科学观,我很难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来概括。 人体其实是一个网络,现在很多领域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点,如果要真正探索生命的奥秘,或者某一种疾病的奥秘,就必须要进入这个网络,从更复杂、多维的角度来理解、研究它,才有可能解决一些真正的、本质的问题,进而能够不断改进现有的治疗模式,提高治疗的水平和效力。 我是做乳腺癌临床和转化研究的。最初踏入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偶然性。本科毕业后参加临床工作,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是两位临床肿瘤内科专家,且都是从事乳腺癌研究的。所以我的专攻领域是研究生导师给我定的,可以说是一种被动选择。 2000年左右开始从事肿瘤工作的时候,并不像现在把瘤种分得那么细。那时候我国的肿瘤内科还刚刚起步,研究体系还不健全,对亚专科的划分并没有这么精细化,很多综合性医院的肿瘤专科都是刚刚建立。随着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同时也随着自己投入越来越多、越来越深,逐步对这个领域产生了一种情感。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乳腺癌发病率非常高。以前我们觉得乳腺癌在西方人群中发病率高,但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尤其在上海东部沿海地区及相对发达的地区,乳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同时我国乳腺癌的发病跟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一些特点,比如分期晚、年轻化等趋势。目前,乳腺癌是我国女性的第一大的瘤种,当然,在全球它也是女性肿瘤发病率的首位。 回到刚刚提到的,我从进入肿瘤研究领域进而专攻乳腺癌,看似是一种被动选择,但在被动之后很快转变成一个主动的过程,随着对疾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研究过程中自己的兴趣被一点点激发,同时也被研究带来的价值驱动。 我2000年毕业参加临床工作,2003年攻读肿瘤学研究生。当时国内的肿瘤研究刚刚起步,正处在向国外学习的起步阶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量化科研能力的指标就是发表论文。但在那个时代,能够在SCI期刊发论文的临床医生凤毛麟角。现在,我们更注重高质量、有影响力、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能够改变我们临床实践的科研成果的发表,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在这20年间发生的。 现在,我们有很多学术成果可以站在国际会议上跟国际的同行交流,得到国际同行的引用。不论从基础还是临床研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学习、跟跑到现在的并跑,跟国际同行站在国际水平的同一高度上一起合作交流、攻克难关,也包括同领域的竞争。这中间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长期坚持的过程。当然我们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我们这一代人或下一代的专家能够领跑国际的一些领域。 确实有人问过我,作为一个临床医生,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做科研?最开始我也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从读硕士、博士开始被动的学习,并没有很崇高的理想,觉得自己一定要通过科研来改变什么,只是觉得职业需要,就去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培养了兴趣,慢慢转变自己的理解,从被动的迎合到主动的需求。 最根本的转变发生在自己开始做导师、带学生、建立自己的团队,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临床上面对患者的无助,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责任和作为一名医生的使命。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和探索的学科,临床上面对很多未知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答,这就需要我们做科研。这种认识建立后,慢慢地从当初的“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再到每一个新发现带来的enjoy(享受)。 这种乐趣,在于做了一些事情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正向的回馈,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然后更进一步的,希望能够改进临床实践,为患者带来积极的希望,减少患者的痛苦,能够在其中留下自己的一些印记。“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既是一位医者的情怀,也是我们的无奈。医学是一门仍在探索的科学,我们是否可以做到“更多是治愈,总是可帮助,也会去安慰”? 科学研究就是自我认识逐步提升、深化的过程,不断地驱动你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不断拓展你的视野,和你研究版图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布局。这是一个step by step(一步步)、不断进取、不断前进的过程。要想做好一名医生和研究者,勤奋和执着是两个必备要素。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和体会。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刚开始学习做研究,缺乏系统的生物学训练,也没有成熟的科学思维,每天就是非常枯燥的实验室工作、模仿与重复。当时真没有认识到自己做的对临床会有什么用。只是简单地希望能够有实验结果,变成文章发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来毕业了,文章发表了,偶尔会想:难道花了那么时间和精力,花了那么多科研经费,就是为了一篇文章吗? 直到过了好多年,十年前我们乳腺癌临床治疗药物中一种叫做CDK4/6抑制剂这一大类药物的问世,这是一种治疗雌激素受体表达阳性的晚期乳腺癌的靶向药。我欣喜地发现,我研究生的实验中曾经研究过这个靶点(CDK4/6,细胞周期激酶46),也做了一点相关的探索,但研究生毕业后就没有继续下去。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多年来那些枯燥的实验或许真是有很多价值,需要我们去坚持。 每一个医学的进步、新型药物/技术的问世一定是基于非常枯燥的长期实验之后的产物,正是看似枯燥、无用、日复一日重复的实验操作,推动了我们临床治疗的变化。往往从实验室到临床运用之间的这个周期很长,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基础研究永远是临床进步的推手,是推动医学进步的原动力。 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进步离不开基础研究。作为临床医生来讲,我们可能更关注临床实践,而忽视创新基础的探索,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医生是临床/科学问题的发现者和实施者,我们也有义务成为研究者和转化者,是有计划、有组织、集团式科学攻关中更关键的一环。这个科学攻关包括从基础研究到转化运用的全链条设计。我们要去思考,怎么围绕临床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从基础到转化,到药物研发,再到应用上市的一个全链条的规划设计。 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样的条件,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完全可以有这样的视野和设计。我们现在也在尝试,建立转化应用的平台,包括药物研发、精准医疗、液体活检等。虽然我们的团队可能也还没有达到应该有的规模和条件,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开始转型,更关注“有趣”的研究和“有用”的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在学习,拓展自己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正如我前面说的,人体是一个网络,很多研究是其中的一个节点,想真正地探索生命的奥秘,就必须基于这个网络,从更复杂、更多维的视角来理解它,才能够改变我们现有的治疗模式。 比如糖尿病治疗药物二甲双胍,现在发现它可以抗肿瘤、抗衰老;一些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我们发现它对肿瘤的治疗也有效果……对人体的研究维度变得越来越宽:肿瘤细胞、神经、微环境、免疫、菌群、内分泌代谢、激素、肠道微生态等等,这些都是组成机体复杂网络的关键环节,紧密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人类疾病是这些环节中每一个节点异常导致从生理到病理转变的多步骤过程。器官和器官之间、节点和节点之间,都是互通互联的,所以一定要从系统的、复杂的、网络的视角去研究肿瘤。 未来有两个领域非常值得关注,一个是生命科学,一个是人工智能。两个领域都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的节点可能最终也会交汇到一起,就是人工智能/人脑联机。肯定不能光弄一个电脑就行了。AI要跟我们人体内部复杂的网络系统,包括神经、免疫、代谢、微环境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达到真正的合二为一。目前这只出现在科幻小说或电影中,但我相信这是未来科学的最终趋势。 (作者王红霞,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异质性与个体化治疗专委会主委,上海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医师协会肿瘤学分会副会长。主攻乳腺癌的精准诊治与实体肿瘤的免疫治疗。)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34027

未来可期|Sora引领下的文生视频时代:技术革新与产业创新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人工智能(AI)技术就像是一位魔法师,每次挥动魔杖都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最近,它的一个新把戏是文生视频,其中Sora平台的推出尤为引人注目。只需输入你想要的视频内容,AI就能创造出让你目瞪口呆的视频——从大片级别的电影场景,到让人捧腹的动画短片,应有尽有。是的,你没看错:以Sora为代表的AI技术现在不仅是文字高手,能写出让人一笑倒地的段子;它还是视频大师,能制作让人眼睛一亮的视频。随着这项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的视觉体验和创作方式都在经历一场革命。 2023年7月,网络爆红了一段全AI生成的混搭电影预告片——《芭本海默》(Barbenheimer)。这段预告片结合了电影《芭比》与《奥本海默》的元素,震撼效果堪比好莱坞大作。稍有缺憾的是,角色动作略显僵硬,缺乏生命感,画面细节也有待提升。但这段预告片无疑展示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AIGC)技术迅猛的进化速度。 《芭本海默》的创作者Curious Refuge是一位热爱探索的网络创作者。他使用了Midjourney和Runway的Gen-2技术合成视频,甚至连配音都是AI生成的,模仿了玛格特·罗比和马特·达蒙的声线。令人惊讶的是,整个项目仅用一台标准的MacBook Pro,在短短4天内完成。 以预告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粉色蘑菇云为例,Curious Refuge先是用Midjourney创造了一张粉色原子弹爆炸图像,随后将这张图上传至Gen-2服务器。无需任何额外的提示,瞬间就生成了4秒钟震撼的电影场景。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未来:即便是在我们的家用电脑上,也能创作出令人瞩目的影视作品。AIGC正在重塑内容创作领域,一个新的产业——全AI电影制作,或许就此诞生。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电影导演,用键盘和鼠标编织出自己的电影梦。 想象一下,有一天你坐在家里,灵感突现,你决定制作一部电影。你不需要找到一组演员,也不必担心场地和天气。你只需要和你的AI伙伴沟通,它能理解你的构想,并迅速将它们变为现实。传统上,一部电影的诞生需要庞大的团队、昂贵的设备和漫长的时间。现在,只需几天时间,一台笔记本电脑,加上无限的想象力,任何人都能创造出视觉效果惊人的短片。 在全AI电影制作这条道路上,有一些先行者正在为这个梦想铺路。Pika(https://pika.art/)的出现,便是另一个生动的案例。这是一个由两位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创立的项目。他们觉得之前的制作视频对于普通人而言,实在太过复杂。因此,他们决定让视频创作变得简单,让任何人都能轻松地按需创作视频。 Pika1.0的功能十分强大,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文本提示词,生成各种风格的视频,包括3D 动画、动漫卡通以及电影等。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可以让用户修改视频的特定区域,而不需要重新生成整个视频。例如,它调整视频的宽高比、更改视频中人物的衣服,给猩猩戴墨镜…… 2024年2月16日,OpenAI发布了革命性的文生视频模型——Sora (https://openai.com/sora),再次引发了行业内的巨大震动。Sora不仅能够生成长达60秒的视频,而且展现了精细的背景、复杂的镜头运用和充满情感的角色表现,这一能力远远超出了上文提到的Runway和Pika。 尽管Sora极具创新,但它也有自己的局限。OpenAI自己也承认,Sora在模拟复杂场景的物理原理上可能会遇到困难,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也不尽完美。比如,角色吃饼干后,饼干可能仍然完整无损;玻璃破碎的细节也可能无法精确再现。 Sora的发布被一些人士视为内容创作领域的“牛顿时刻”。YouTube博主Paddy Galloway表达了他对Sora的震撼之情:“在YouTube世界沉浸了15年后,OpenAI的这一展示让我哑口无言……动画师和3D艺术家可能要面临挑战,素材库可能变得不再重要。现在,任何人都能够轻松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作成果,故事背后的‘想法’变得尤为重要。”这一评价不仅凸显了Sora带来的巨大变革,也预示着内容创作行业的未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当我目睹Pika、Sora这些平台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未来的短视频领域,将主要由文生视频占领。这对现有的短剧市场既是巨大的推动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当前,视频市场由“爱腾优芒”这样的巨头占据优势。不久的将来,谁拥有独特的故事,无论是动人的人生经历,还是奇幻的虚构世界,都有机会成为视频平台的新霸主。 尽管人工智能能够制作出高质量的视频,但视频的灵魂——主题思想、脚本构思、镜头安排、对白搭配,这些都离不开人类的创意火花。至少目前来看,人工智能还需要依赖于人给出的提示词来创作。这一点,再次凸显了人类创造力的不可替代性。在AI和人类协作的新时代,那些能够将技术与人性故事完美融合的创作者,将引领着未来短视频的潮流。 如果我的推断成真,文学网站如起点中文网、纵横中文网、番茄小说和晋江文学城等,可能会成为新一代的视频巨头,成为未来的“爱腾优芒”。他们手中握有的庞大文本资源,将成为制作新一轮流行视频的宝贵资产。 首先,这些文学平台需要做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全面了解现有的影视内容,包括在“爱腾优芒”上发布的所有电影、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以及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热门视频。紧接着,将这些丰富的文本资料交给AI,让它创造出全新的电影和电视剧内容。尽管目前的技术限制AI只能生成时长为60秒的短视频,完全由AI制作的长篇电影和电视剧似乎还遥不可及。但我们不能忽视技术发展的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那些曾在文学平台上流连忘返的小说,可能真的一跃成为观众瞩目的大片。 文生视频平台的出现,使得没有视频制作经验的人也能轻松将创意变为现实。这是AI技术带给内容创作领域的革命性变化:技术门槛的降低,让更多想法得以实现。借助Sora、Pika等平台,我们看到了一个用户驱动的创作生态的崛起。这里,每个人都有机会让自己的梦想和故事跃然屏幕之上。技术的复杂度不再构成障碍,这无疑将推动创意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因此,全AI电影制作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革命。它还代表了一种创意的民主化,让更多的声音有机会被听见。在这个新时代,无论你来自何方,背景如何,只要你有故事要讲,AI都能帮你把它变成现实。 在AI的前一轮技术浪潮中,我们见证了决策式AI如何通过算法优化提升效率,满足市场和消费者对于快速匹配和推荐的需求。打车服务、旅游推荐和购物平台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现在,生成式AI的兴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满足既有需求,更是创造全新的供给。这种供给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本、图片生成,它延伸到新闻报道、广告文案、视频内容、游戏设计,甚至编程和影视创作等多个领域。 这就是为什么在2024年杭州市新春第一会——“深化改革、强基固本”主题年推进大会上,杭州市委书记刘捷会两次提到Sora大模型:“Sora大模型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形成了引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通道,这不仅带来很大启发,更大地带来了产业的冲击”。Sora的出现,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一大步,更标志着新供给的诞生,引领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全新发展方向。 Sora等平台为内容创造者和技术开发者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开启了内容创作的新纪元;同时,它们也为数字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竞争领域,赋予了企业和创作者空前的机遇。这场从需求驱动到供给创新的变革,预示着未来产业的发展将更依赖于创新力和创造力。生成式AI的应用正催生着众多全新的产业机会,从内容创作到智能编程,从娱乐媒体到教育培训,每一个领域都将迎来变革。随着新供给的不断涌现,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多元化、更加活跃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形成。…

未来可期|当人工智能成为创作者,版权属于谁?

2023年12月,一则关于人工智能与新闻道德的事件震动了媒体界。阿雷纳出版集团(Arena Group)——这个拥有《体育画报》和《男性杂志》等标志性杂志的媒体巨头,突然宣布解雇其首席执行官罗斯·莱文索恩(Ross Levinsohn)以及另外两名高管。 这一决定的背后,是《体育画报》发表了一系列商业文章,这些文章不仅由人工智能撰写,并配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头像。除了解雇上述三位高管之外,集团还同时辞退了总法律顾问朱莉·芬斯特(Julie Fenster)。《体育画报》网站也迅速删除了所有由这些虚构作者撰写的文章。 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烈讨论,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在新闻制作中角色和道德界限的深刻反思。一些网友将此次事件与德国某杂志曾用人工智能伪造赛车传奇人物舒马赫的“专访”相提并论,并感叹“这一幕似曾相识”。 毋庸置疑,以ChatGPT、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正在为新闻业的效率与变革带来各种机会。例如,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发布由AI作答的测试栏目quizzes,宣布将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来撰写测试类文章,减少对人类编辑的依赖。同样,美联社建立了专门的人工智能和新闻自动化部门;《华盛顿邮报》成立了跨部门AI协同机制,包括战略决策团队AI Task Force和执行团队AI Hub。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创设了新的职位,任命了一名人工智能编辑。 这些行动不仅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高效的工具,也为新闻机构带来了额外的资源和创新的可能性。然而,也引发了关于新闻质量和真实性的专业问题。批评者指出,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向公众提供资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模糊了人类和机器自动生成新闻之间的界限。对于像以深度分析和专业洞察著称的《华尔街日报》等金融媒体而言,使用AI生成的内容更是可能会引起对财经报道质量和可信度的担忧。 首先,关于AI创作的内容是否能构成法律上的文字作品或具有著作权的作品,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明确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认定是否构成文字作品的考察要件包括:1)是否具有可复制性;2)是否以文字形式表示;3)是否具有独创性。目前,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最大争议点在于:这些内容是否具备独创性? 2023年1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图片(AI绘画图片)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这是中国首例涉及“AI文生图”著作权的案例。案件庭审曾在央视和多个平台直播,累计吸引了约17万网友观看,引发了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著作权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 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原告李某某提出:2023年2月24日,其使用开源软件Stable Diffusion通过输入提示词的方式生成了一幅梦幻少女图片,并将其命名为《春风送来了温柔》发布在小红书App上。而被告百家号账号“我是云开日出”在2023年3月2日发布了名为《三月的爱情,在桃花里》的文章,配图使用了该图片,并剪裁掉了原告的署名水印。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道歉及赔偿损失。 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认为,原告在生成这幅图片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智力投入。这包括设计人物的呈现方式、选择输入的提示词、安排提示词的顺序、设置相关参数以及最终选定符合预期的图片等。因此,法院认定该图片体现了原告的智力投入,符合“智力成果”的要件。 重要的是,法院指出现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不具备自由意志,不能作为法律上的主体。人们使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图片时,本质上是人利用工具进行创作。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进行智力投入的是人,而非人工智能模型。这一判决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解释,明确了在现阶段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人的作用和责任。同时,这个案例对于未来相关法律解释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塑造内容的权利归属问题,是当下知识产权领域面临的新挑战。 这一挑战,在2023年8月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贝利尔•豪威尔(Beryl A. Howell)的裁决中得到了体现。豪威尔法官驳回了AI企业家斯蒂芬•塞勒(Stephen Thaler)对美国版权局的诉讼。裁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不受版权保护,并强调“人类创作是有效版权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 塞勒此前申请版权保护的作品为《最近通往天堂的入口》(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这是由其AI系统Creativity Machines创作的。他主张,人工智能应该有资格成为创作者,“如果人工智能符合作者身份的标准,那么AI系统的所有者应被视为版权的真正所有者”。但他的申请遭到版权局拒绝。 豪威尔法官并不认同塞勒的论述。她在其裁决中指出,即使人类创造力是通过新工具或新媒体实现的,人类创作者的身份仍然是版权保护的基本要求,是版权能力的核心。她强调,版权法从未授予“没有任何人类指导”的作品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