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在异乡是单身,每逢佳节被催婚。

年关将至,各种考核接踵而至,当代社畜跑赢了老板下达的KPI,过节返乡还是逃不过三姑六婆的“灵魂拷问”:有对象没?啥时结婚?啥时生娃?网友们纷纷贡献出高情商话术,不失礼貌地“回怼”亲戚催婚。

在外是职场精英,归来却是家族耻辱,别人的关怀欢天喜地,而自己内心焦虑又彷徨:婚姻这趟车,究竟是适时打卡还是佛系错过?

数字化时代,人际沟通、情感互动趋于虚拟化。

以媒介为载体的云端交往和元宇宙生活加速了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却引发了群体性孤独。无论是点赞之交给“人设”带来的认同感,还是信息茧房里的虚假狂欢,都无法弥补线下亲密关系的缺失。

面对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寻求心理慰藉、感情备胎,对于婚姻往往持观望态度。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女性为了在众多求职者中抢得先机,在面试中声明不婚不育。

在快节奏的社会,一切让位于自我实现,对个体价值的强调削弱了家庭责任感,使得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就算感情世界黯淡无光,也要抢占光鲜的“C位”,这似乎是当代社畜在自我修养上达成的共识。

宏观来看,婚恋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社会问题。

学者山田昌弘预测,日本未来将成为一个“很多人虽然想结婚,却结不了婚,并最终独自迎来人生终点”的社会,即“结婚难社会”。

《不婚社会——日本婚姻的未来走向》从社会学角度,全景式解读婚姻对于当代日本人的意义,揭示“不婚族”全球化背后暗藏的真相,对国人的婚恋选择亦有借鉴意义。

《不婚社会:日本婚姻的未来走向》[日] 山田昌弘 | 著,韩涛 |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2月


一、婚前拦路虎:家族资本为爱设限

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基于经济因素在婚姻中的效应提出一种假说:“当经济低迷时,结婚人数也会减少,当经济向好时,结婚人数也会增多。”

这在昭和时代的日本得到验证。当时的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鼎盛时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迎来了“全员结婚社会”。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美“自由恋爱式婚姻”文化的渗透,扭转了“二战”前传统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家族主导的局面。

特别是战后的日本宪法提倡婚姻自由,废除了各种限制,少数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男女两情相悦走到一起的婚恋。

当然,来自家庭的压力依然阻碍重重,日本作家森鸥外留德期间的异域恋情,就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最后无疾而终。

这并非日本特有的现象,社会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在《近代家庭的形成》中提到,19世纪以来,英法在配偶的选择权上,同样也是从父母包办让渡到个人选择。

山田昌弘看到,婚恋上的个人选择,源于工业革命之后职业发展的多元化,“如果男性不走出传统家庭到外面谋生,也就不会产生近代婚姻”。

产业化社会增加了更多择业机会,年轻人经济独立,不再只有继承家业一条路,父母之命就已然是明日黄花。

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中写过三妹拒绝相亲对象的故事,可见相亲式的婚姻发生了质变,不再是“一锤子买卖”了。

当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体在结婚时也会顾虑重重。

1970年代末,日本遭遇“尼克松冲击”和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低速。

在日本女性的择偶传统中,理所应当要找比自己或者比自己父亲收入高的男性。然而当经济滑坡,她们想找个高薪伴侣已是难上加难,由此不婚群体日益增多。

到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又让本就不堪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低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影响到了单身者对婚姻的心理预期,特别是那些打算以婚姻为媒、重启人生的女性。

日剧《101次求婚》里年近40岁的单身汉,长得不体面且无一技之长,相亲99次皆以失败告终;《东京爱情故事》里遵循“快乐法则”和“个人主义”的“单身式恋爱”,皆折射出当代以个人为中心的婚姻观,他们意识到,恋爱和结婚根本就是两码事,享受恋爱不一定要结婚。

后工业化时代,经由恋爱、婚姻组合家庭、生儿育女的观念逐渐松动,都市男女纷纷质疑婚姻和家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些在过去被老辈人认为大逆不道的想法,取代了传统的主流婚姻观。

他们和她们都敏锐地察觉到,婚姻原本的出发点是用一生守护至高无上的爱情,双方携手创建幸福生活。夫妻在家庭经营上实行“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一纸契约意味着大半生的辛劳付出,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二、婚后绊脚石:逃离原生家庭之后再“入新坑”

在东亚人看来,结婚之后夫妻二人不分你我。而在女权运动盛行的欧美,则是“爱情优先社会”,即便结了婚,经济、家务上也应各自独立,也就是说,恋爱脑只需保持“纯粹关系”。

与东亚男女交往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不同,欧美的交往和结婚是两码事,一言不合就分手是家常便饭。

因此,欧美的“不婚社会”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需要走结婚这个程序。而东亚的“不婚社会”,则完全是结婚越来越复杂引发的。

婚后又会出现哪些绊脚石?

“结婚的好处是爸妈会安心,虽然不知道安的什么心”“人为什么结婚?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报应!”

这两句风靡网络的笑话看似扎心,却无意间道出了两代人对于婚姻的认知。

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找到归宿,常常是为了人前有面子,子女婚后幸福与否都是次要的。在婚姻问题上,中国父母抢占了过多的话语权。

在催婚文化上,中日家庭倒是有着相似的共通点。

山田昌弘作为“婚活热”的推动者,始终致力于为未婚者积极寻找结婚伴侣。

公园相亲角里,父母操心儿女的终身大事,显现出了比小辈还积极的心态。他们完全不理解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和恐婚的焦虑,他们对婚恋的逆反心理也加剧了“断亲潮”。

思想开放的年轻人为何在婚恋上表现得如此谨慎?

与欧美的婚姻观相比,东亚人的婚姻牵扯了太多的经济因素,离婚的程序也较为繁琐。财产分割、补偿金、子女归属都是头疼事。

而且不像中国、美国离婚自由,日本普遍不认可单方面提出离婚,女性将婚姻视为一种经济保障,这也是结婚难的重要原因。

山田昌弘在《婚姻的社会学》里指出,婚姻对男性来说只是“人生的事件”,但对女人而言,却是“第二人生”的开启。这和中国坊间所说的“婚姻是女人的二次投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对男性来说,婚姻相当于小插曲,不会轻易改变人生轨迹。而女性在结婚之后就面临着生儿育女、照顾家庭,甚至断送个人的职业发展。

山田昌弘在千禧年后出版了《希望格差社会——“失败一族”的绝望感将撕裂日本》揭示了日本年轻人失去希望的真相。

尽管日本在战后实现了“一亿人中产阶级”的社会理想,但贫富差距加剧、教育资源不均、就业机会不足等多个层面的不平等,久而久之导致人以群分的阶层固化,个人很难通过努力实现阶层跃迁,这即是山田昌弘所说的“格差社会”。

在面子文化的压力之下,有的女性因结婚对象社会地位不高,怕被别人看低而对外隐婚。

作为重塑自己生活和未来的机会,婚姻对女性来说像个盲盒,是开启后半生幸福美满的人生还是地狱式的生活,全看运气。

因此,“对男性而言,婚姻被视为终点,对女性而言,婚姻被视为起点”,男性成家立业,女性离开了原生家庭之后又再“入新坑”。

孩子是日本女性步入婚姻的终极答案,她们可以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为教育投入金钱、心血,也是虚荣心使然。

“虽然贫富差距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扩大,但很多日本人坚持中产阶级标准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他们无法接受过不如别人的生活或者满足不了孩子的要求,因此只好牢牢抓住近代婚姻这种形式不放手。”

三、错过又如何:人间清醒,不婚不育保平安

曾几何时,社会舆论针对不婚族存在诸多不友好的言论,然而放眼全球,不婚不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专利。

正如山田昌弘指出的婚姻存在着两个危机,其一是欧美性解放带来的冲击,无须婚姻也可以拥有爱情;其二是离婚自由化使得维系情感如履薄冰。

这和日本人长久以来的言行习惯有关。日本文化专家佐藤直树提出“挑剔社会”的概念,日本人很怕得罪人,生怕触及对方的敏感神经。

没有婚姻的人生是一片自由驰骋的旷野,不结婚可以享受自由的人生,并不妨碍单身者获得来自朋友的关爱,同居的伴侣同样可以排解心中的忧愁,亲密关系不再受限于这一纸婚约。

另一方面,不断走高的离婚率,也让原本有着结婚计划的人打了退堂鼓。高额的教育投资也令他们望而却步。特别是在如今女性经济独立的时代,对于择偶摆出了宁缺毋滥不将就的姿态。

婚姻自由有弊有利,独立生活也有一定风险,“单身寄生族”应运而生。

那些到了该自立的年龄却离不开父母另组家庭的年轻人,赖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安乐窝,不愿意改变衣食无忧的生活轨迹。然而也不能轻易指责他们逃避婚姻,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筹码不足,难以开启新的生活。

维系婚姻关系、养育儿女所投入的精力和金钱,过于沉重了。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到背负一家人衣食住行的负担,直接吓退了不少一根网线闯天下的数字游民。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要品,而是钱财富足、精力旺盛的人的奢侈品。

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对于婚姻的期待,也随着生活模式的改变水涨船高,找个能给自己宽裕生活的亲密伴侣比登天还难。

当大多数人在婚姻选择上带有功利化色彩,单身生活的优势不言而喻,不婚社会便初具雏形:“婚姻完全变成了一座‘空中楼阁’。结婚作为一种追求个人欲求的制度,开始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换言之,对现在的男女而言,为了满足亲密关系和达成经济目的,已经没有必要通过近代婚姻这种方式了。因此,婚姻变得不再必要。”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失控的世界》里,将没有稳定经济支持和亲密关系的婚姻称为“空壳制度”。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英] 安东尼·吉登斯 | 著,周红云 | 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越来越多的人不需要从亲密关系中获得身份认同,反而更重视个人体验。

非婚同居逐渐被一些国家认可,甚至催生出新式的生活方式,比如花钱去购买亲密关系,像网上恋人这样的虚拟关系。对方不会嫌弃自己工作不稳定、收入低,聊得投缘甚至也不会在乎真人的身高长相。

如果代入到现实,颜值、身材在择偶审美中占相当大的权重,这不仅是双方“看对眼”,往后走到婚育遗传,还会影响下一代。

于是,婚姻不再囿于主流时间表,个体的抉择更为随心所欲。

但这也是婚姻在社会层面的矛盾之所在,不婚不育人数激增,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新生儿生育率的下降,人口数量持续低迷,劳动力减少,单身养老等等影响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欧美国家率先为非婚生子女的养育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以应对少子化现象,大龄单身女性也开始准备冻卵这颗“后悔药”。

留到最后的,会是最好的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刘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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