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懂股帝
編輯 | 日堯九日
近期，花唄稱在中國央行徵信管理部門的指導下，正逐步推進接入央行徵信系統的工作。目前已有部分使用者群接入了央行徵信，使用者可以通過電話或在支付寶中查詢是否接入。
央行徵信，即由中國人民銀行徵信中心出具的記載個人信用資訊的記錄。這個資料庫建於1997年，大約十年後實現全網聯網查詢。目前，中國已有全國規模最大的徵信系統。新版個人徵信報告上線後，拖欠水費也可能影響個人信用。
很多消費者看到新聞後，第一反應是：小額貸款逾期，會影響房貸、車貸嗎？
但實際上，比起車貸房貸，此次花唄接入央行徵信系統，是監管層對網際網路金融行業一個懸而未決的根本問題給出了最終答案：
消費者的金融資料，是社會大資料基礎設施的一部分，理應歸給全民共同所有，而不是一家金融科技企業的變現資產。
消費者金融資料，到底歸誰？
2016年開始，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一些東亞國家，相繼推出金融資料共享戰略。雖然各國法規不同，但都有一個核心的理念：通過金融資料共享，推動傳統銀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更深層次地協作和競爭，最終追求使用者利益最大化。
這背後的潛臺詞是，消費者個人產生的金融資料，首先應當屬於使用者個人。其次，消費者的金融大資料，則應當是社會公共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如果按照部分極端烏托邦主義者的想法，資料只能為使用者所有卻沒有資料共享，後果也很嚴重：央行沒有徵信系統，銀行就沒有貸款依據，壞賬多了銀行會破產；不能用AI等新技術識別金融風險，賭博、洗錢等犯罪現象會越來越多。
而一旦銀行遭受擠兌，金融犯罪愈發隱蔽，最終利益受損的還是消費者。因此，很多國家都提倡金融資料在全社會實現共享。
銀行獲取的金融資料，應該部分開放給科技公司。同樣，科技公司獲取的金融資料，也理應開放給銀行。這樣互通有無，消費者和公眾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而從具體操作層面看，無論是具體的銀行還是個別網際網路金融巨頭，都不具備建立資料共享機制的能力和地位。唯有從更高層面來協調和敲定，才能建立和完善金融大資料共享的基礎設施。
事實上，從基礎的商業邏輯來看，使用者在不同支付通道、金融機構上沉澱下來的資料，也理應屬於使用者，而從實際操作層面，理應屬於公眾利益的代理人，而不是各個企業。
這也正是此次花唄接入央行徵信背後的深意。這一變化或許意味著，從監管層面確定了使用者的金融資料歸屬權：一部分屬於使用者，另一部分也屬於全社會大資料基礎設施的一部分。這些資料理應由央行、銀聯等公共職能部門所牽頭，在全社會進行共享。
只不過，這一從公眾和全行業利益角度看來的好訊息，卻未必是大大小小網際網路金融巨頭及創業公司的好訊息。
網際網路金融的兩度轉型
網際網路金融企業從誕生之初，就在監管、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之間周旋。
據前重慶市長此前在一次演講中透露，2013年，馬雲曾到重慶，向黃奇帆透露，「想搞個貸款公司」有困難。黃奇帆表示，「只要不搞P2P，三天就能幫你全部辦完」。
在重慶建立的兩個小貸公司，正是後來螞蟻金服利潤的最大來源之一。據黃奇帆透露，螞蟻金服100億的利潤，45億來自重慶的兩個小貸公司。
在網際網路金融發展的第一階段，很多網際網路金融企業都推出了消費貸產品，消費貸也成為了這些企業的核心盈利模式。2012年開始，螞蟻金服、百度金融、京東金融等公司都在重慶註冊了小額貸款公司。三年時間，全國出現了將近9000家小額貸款公司，不少評論認為小貸公司「迎來春天」。
這一「放貸就能數錢」的黃金時代，卻在趣店上市後迎來了滑鐵盧。
到了2016年，中國人民大學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廣指出：「中國小貸公司曾經非常火爆，但是現在至少1/3已經停業，剩下的也大多慘淡經營。坦率地說，整個中國的小貸公司行業是一個商業模式的失敗，深刻一點來說也是我們政府引導的失敗。」
事實上，包括現金貸、消費貸在內的這些小貸企業，正是利用了市場與監管的時間差。對一個行業的監管需要時間，也需要謹慎的方案，而在這一過程中，就出現了大量網際網路金融企業走擦邊球。
2017年，多項針對小貸的監管政策開始落地，帶來的直接影響是，2017年上半年，百度小貸虧損4000萬。
監管入場後，這些網際網路金融企業紛紛尋求轉型。部分網際網路機構推出消費貸產品並提出「金融科技」的定位，通過大資料、AI技術在金融風控中落地，向金融機構提供數字化服務。
在百度小貸鉅額虧損後，百度又拆分出了「度小滿」。度小滿明確將自己定位為金融科技公司，主打的是金融科技服務。
而落到現實中，這一金融數字科技服務業務的實質，其實是利用自身沉澱的使用者資料來做二次變現。如把消費者的消費資訊、徵信系統進行資料化處理，再將相關資料服務出售給需要的銀行等金融機構。
資本市場對於這一業務模式一直持將信將疑的態度。其根本原因在於，轉型做資料科技服務，其業務相當於在使用者資料上蓋一個自家的收費站。但從歐美等國家的經驗來看，使用者的徵信資訊、消費資料等資訊，顯然不可能長期被各家企業壟斷。
金融數科巨頭，夢難圓
2018年，京東金融曾對外表示，京東白條、金融、京農貸等業務已啟動徵信介入工作。當時，騰訊微粒貸、蘇寧任性付已經上徵信，阿里螞蟻借唄部分上徵信，花唄則暫時沒有上徵信。
而潮水變化的標誌，是京東金融在接入央行徵信系統後，將名字改為了「京東數科」，在對外的公開介紹中，京東數科號稱自己是「從資料中來，到實體中去」。
金融資料科技服務，拆解來看是「資料」與「科技」兩項服務。但落到現實中，其實資料才是根本，科技只是工具。對於潛在的客戶來說，他們需要的並不是「科技」和「AI」，而是資料。
幾年前，一家媒體在調查消費貸亂象時發現，各家銀行的CRM客戶資訊管理系統、信貸管理系統沒有聯網，導致了消費貸亂象叢生。這些報道也引發了監管層面的注意，繼而啟動了央行徵信系統的加速建設和完善。
而事實證明，將各家金融數科公司的資料放入央行的共享系統中，這些金融科技才算實現了「讓世界更美好」的使命。
不久前，人民銀行徵信中心公佈的政策顯示，2020年3月至6月，央行共減免了934家金融機構徵信查詢費用合計3.7億元。其中，消費金融公司減免約1.3億元、民營銀行減免約1.1億元，小額貸款公司減免約7000萬元，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合作銀行減免約4000萬元。
換一個層面看，這些「查詢費用」事實上正是一些金融數科企業所講述的「資料服務收費」的商業模式一部分。而如果徵信資料處在各個巨頭的收費站之後，在疫情期間，減免費用以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作用也會大打折扣，只能依賴各家企業的社會責任自覺。
這無疑進一步證明了徵信資料共享系統的社會價值所在，也進一步證明了使用者的消費資料理應是社會基礎資料服務的一部分，唯有成為公共基礎設施，資料才能實現金融普惠。讓老百姓的資料屬於老百姓，這也是花唄接入央行徵信系統的深層原因。
只是，對於剛剛完成第二次轉型的金融資料服務巨頭來說，或許要在這一新的現實面前再次尋找第三次轉型。而比起改名字，更重要的是，金融數科企業不能一直利用監管的時間差來收過路費，而應該認真考慮，如何才能創造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