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只有0.4平方公里的客家小村落，卻是世界三大油畫基地之一。
它就是深圳的大芬村，這裡每年油畫出口總額超過5億元，有一萬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畫師。
巔峰時期，這個城中村出品的油畫佔據了國際市場70%以上的份額。
這個最牛的山寨村，是怎麼練成的？
作者 | 尾火 編輯 | 車卯卯
來源 |五環外（ID：wuhuanoutside）
金錯刀（ijincuodao）授權轉載
大芬村坐落在深圳布吉鎮，俯瞰下去和深圳遍佈的城中村大同小異，但走進這裡你一定會琳琅滿目的「梵高」和「莫內」所震驚。
狹小的街道擠滿了各式各樣的畫廊，光著膀子的畫工們就站在巷子裡作畫，連空氣都浸潤著油畫染料的氣息。
這個只有0.4平方公里的客家小村落，是世界三大油畫基地之一。這裡每年油畫出口總額超過5億元，有一萬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畫師。巔峰時期，這個城中村出品的油畫佔據了國際市場70%以上的份額。
大芬村不僅僅有著「中國油畫第一村」的稱號，甚至還曾經被稱作中國文化產業的奇蹟。但如今，這個傳奇小鎮正在不可避免地逐漸走向衰敗。
中國油畫第一村的崛起和困頓
從一個只有300個人居住的小村莊，到聚集了上萬名畫師的全球最大商品油畫聚集地，從「大糞村」到「中國油畫第一村」，都源自於1989年香港商人黃江的一次決定。
當時黃江帶著60多個畫工來到這個小村落，在毗鄰的大都市深圳的對比下大芬村的環境顯得更加惡劣，60多個畫工銳減到20多人。當時的黃江還沒有長遠的規劃，也沒想著要在大芬呆多久，只想著畫油畫，然後賣出去。
慢慢地，黃江的畫打出了名聲，不再僅僅銷往香港，開始做起了外銷。1992年，一個法國客戶給了他36萬張畫的訂單，規定一個半月完成。
「時間緊量又大，我就採用流水線的方式來處理這批畫，將20多位畫工分為幾個部分，分別負責畫天、畫山、畫水和樹，同一個人畫相同的東西，各幅畫差別很小，質量比較穩定，效率也很高。
後來，老外來驗貨，看到這些畫像是影印出來一樣，感到很驚訝，也很滿意。這事在行業內被傳為佳話，我的名聲也被廣為傳播。」
這就是廣為流傳的「大芬模式」的雛形。
黃江是一個商人，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油畫能賺錢！
正因此，他催生出了大芬獨有的先預定再製作的運作模式。在大芬村，複製油畫形成了一條產、供、銷一體化的完整產業鏈條，畫工、代理商和經紀人在這條產業鏈上分工明確。
大芬村將「訂貨」放在了第一環節，「大芬模式」的成功是將「藝術」充分市場化的結果。資本是大芬油畫等相關產業運行的「血液系統」；而高素質和價格低廉勞動力以及土地資源則是如虎添翼。
在這裡，「藝術」因賺錢生產，無數農民工也嗅著金錢和染料的味道尋來。他們放下鋤頭，提起畫筆謀生，成了一個流水線上的「畫工」。
正在作畫的大芬村畫師們
不需要經過系統的美術訓練，大芬村的「畫工」們大多隻經過一兩個月的學藝就可以上陣了，最初學藝時，甚至沒有報酬。他們擠在狹小炎熱的畫室裡，沒日沒夜地臨摹著世界名畫。
大芬村興起之前，全球的油畫工藝品大多來自韓國，那裡畫師一個月的月薪是20000元，而同樣的價格在大芬村可以支付20名中國畫師。
再一次，中國製造靠「物美價廉」而取勝。
不同於普通城中村的大芬村
然後現如今，大芬村卻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畢竟，曾經的大芬村快速崛起依賴的就是低廉的人力和土地。而如今即使只是一個城中村，商鋪也寸土寸金，工人們也不再像改革開放之處那時拿著吃飽飯的錢就「拼了命」地去畫畫，再加上隨著技術發展電腦噴繪大行其道，人再快也快不過機器。
強依賴出口的大芬村油畫產業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大受打擊，如今的疫情更是讓這個小村落雪上加霜。
B站的一個UP主在去年年底去探訪了油畫村裡的一位畫師，他邊畫畫邊自嘲著說：「過去我畫畫，一個月是三萬兩萬以上，隨便都有。就是覺得很委屈我老婆，認識的時候一個月兩三萬塊錢，現在一個月狂做，一個月才幾千塊錢。以前是畫畫來養家，現在賺不到錢了，還要省錢來養畫。」
靠價格低廉的複製油畫而崛起的大芬村，雖然是中國文化產業的奇蹟，但無疑也處在文化產業鏈的底端，它的前路並不好走。
艱難轉型的「中國梵高」
2016年，有一部名為《中國梵高》的紀錄片在中國和荷蘭上映，講述了大芬村的一位畫師趙小勇的故事。
趙小勇專攻梵高，靠著臨摹梵高他開了個家庭作坊式的油畫店，收了幾個徒弟，娶了老婆。他們白天擠在畫室裡畫向日葵，晚上一起看講述梵高一生的電影。
「我得了病了，我畫了這些畫，大家都不認同。」電影裡梵高瘋狂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電影外畫工們喃喃地重複著這句臺詞。
趙小勇說，梵高所有的作品他都畫過了。《鳶尾花》、《向日葵》他畫了兩萬多幅，訂單最多的時候，他一天差不多可以畫10幅梵高的畫。
在一直合作的一位荷蘭畫商的贊助下，趙小勇畫了20年梵高之後終於有機會抵達荷蘭，親眼看看自己的畫買去了哪裡和梵高的真跡。
然而巨大的想象落空，一直交易的荷蘭畫商開的並非一家高級畫廊，而是博物館旁邊的一家紀念品商店。趙小勇的一副最小的《向日葵》只要幾十塊錢，在荷蘭的紀念品商店裡賣到30多歐元。
當他終於來到美術館，看到梵高自畫像的真跡時，他喃喃自語：「顏色不一樣。」第二天，趙小勇找到了梵高的墓，他給梵高墓前點上了三根菸，是感謝，也是告別。
趙小勇給梵高「上墓」
從荷蘭回到大芬村後，趙小勇想要放棄臨摹，開始創作自己的油畫。他說他不想再當畫工，想當畫家。
趙小勇參觀梵高博物館後的感慨
和趙小勇一樣，想從畫工成為畫家的，還有大芬村。
這個小村落正在深圳征服的扶持下進行自己的產業升級。疫情前，大芬村已經聚集了300多位原創畫家，2010年至2015年期間，大芬有近百幅原創作品入選國家、省級美展。
而為了應對租金的高漲，越來越多的大芬村畫商們把門店開到了線上。目前大芬有1700多家淘寶店，400多家天貓店，100多家京東店，而微商則是家家都參與的。
如果你在淘寶搜尋「油畫」，可以看到大部分商家都來自深圳。
原創轉型並不容易，大芬村所營造的是市場環境，而非原創藝術環境，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大芬村的畫師們被訓練的是油畫市場供應，而非原創油畫藝術創作。而原創畫家們來到大芬村也往往會因為欠缺市場競爭力而逃離。
擺在大芬村面前的轉型問題，依舊艱鉅。這個村落可能是離藝術最近的地方，但也是離創造最遠的地方。
腳踏大芬，仰望星空
大芬村的土地上，仍在聚集了8000多位文化產業從業者，他們是深圳時代軌跡中的一份子，藝術之於他們是謀生的工具，也是追求的遠方。如果他們和這個城中村一起尋找著新的可能性。
曾經的趙小勇們，為了生活瘋狂臨摹「大師們」的傑作，一幅接著一幅，混淆了日夜，彷彿一個印刷機器。而如今的他們開始嘗試自己作畫，走上了從「畫工」到「畫家」，從複製到原創的轉型道路。我們並不知道有多少人這其中有多少人能成功，我們著期待他們成功。
因為，這是趙小勇的故事，是大芬村的故事，也是中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