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難題研究現當代中國始終繞不開的一個議題——為什麼中國在前現代社會領先於西方，到了現代社會卻遠遠落後於西方？
《南京條約》簽訂場景
在前現代社會的一千多年中，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研究長期經濟歷史的經濟學家麥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對中國、歐洲以及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長期經濟發展歷史作了非常細緻的數量研究。
根據麥迪森的分析，中國直到19世紀中葉還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且在之前的17、18世紀將近兩千年的時間裡，中國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體。
（麥迪森）
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的領先，體現為中國具有全世界領先的技術水平、活躍的市場經濟、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等等。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1776）中就有對中國的很多描述，他認為中國在長期以來都是一個非常富足的、生產力水平非常高的、經濟發展程度也非常高的國家。
（亞當·斯密）
中國落後於西方，其實是在很短的時間裡發生的一個很大的逆轉，主要的事件就是西方在18世紀中葉發生了工業革命。有學者對此進行了一個非常好的描述：「當中國使用鐵犁的時候， 歐洲還在使用木犁；但是當歐洲使用鋼犁的時候，中國還是在使用鐵犁。」
在很短的時間裡，歐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中國沒有變化，因此才會落後於西方。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並逐漸傳播到歐洲大陸，從紡織業的機械化開始，以蒸汽機的發明和鋼鐵的大量使用為標誌。
很多人研究歐洲為什麼會發生工業革命，尤其是工業革命為什麼會發生在英國。當然從各種條件看，英國確實具有各種各樣的有利條件。
但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不少學者發現，英國在18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時的經濟、科技和工業條件，中國早在13世紀就基本上已經擁有了。這意味著中國在13、14世紀初的時候，就已經到了發生工業革命的邊緣。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並沒有邁入工業革命的大門，所以直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才會突然發現自己已經落後於世界。
由此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由一位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1954年出版的15卷鉅著《中國科學技術史》首卷中正式提出了被稱為「李約瑟之謎」的著名謎題。
「李約瑟之謎」包含兩個方面：
為什麼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
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國又成為技術落後的國家，沒有繼續維持原來的領先？
（李約瑟）
這是歷史上一個很大的轉變，當然就會激發很多人去思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這個問題的回答對於中國人來說意義尤為重大，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以振興國家為己任，雖然過去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但這段歷史背後的因由對於預測中國在未來的復興一定有所啟示，值得我們去深入發掘。
在人類文明史上有很多文明都曾寫下過光輝的一頁。像埃及在五千到七千年前是全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後來到三千年前，兩河流域文明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文明，之後才有中華文明的輝煌。
但是世界上大多數的文明，都是由弱到強，強了以後各領風騷幾百年乃至幾千年，就會逐漸走向衰弱，最終湮沒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
對於埃及文明，雖然從地理名詞上看，現在的埃及與五千至七千年前法老時代的埃及用的是同一個地名，但就文化角度而言，古代的埃及文明已經消亡。其他如兩河流域文明同樣也是如此。
中華民族被認為是唯一一個延續了幾千年並傳承不滅的文明，但是中華文明到底會不會像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那樣由小而盛、由盛到衰，最後走向消亡呢？
對李約瑟之謎兩個問題的回答可能會影響到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會讓我們明白中國到底有沒有再度復興強大起來的可能。
要回答上述問題就要弄清中國過去為何繁盛，又為何由盛轉衰，這是預測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一個突破口，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未來的發展需要克服哪些不利因素，才能重新恢復中華民族原有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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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眾說紛紜答案何處尋？
有人從世界觀的指匯入手，認為解答李約瑟難題的關鍵所在，是中國與西方指導思想的不同，認為科學發生的條件是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結合，缺一不可。即缺乏理性主義的經驗主義——神秘主義、直覺主義和缺乏經驗主義的理性主義——即觀念論都不行。
（《九歌·山鬼》）
展開來說，中國認知世界的方法更偏向於感性認知、缺乏理性精神，注重思維形象、偏輕抽象概括。中國古人往往重視體悟，而對辨析概念不屑一顧，《莊子·齊物論》說：「辯也者，有不見也」，「大辯不言」，「言辯而不及」。《論語》也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這在各個學科中都有所體現。如倫理學，儒家倫理學十分重視具體的行動指導，要發掘人民「日用而不自知」的思想精髓；西方倫理學則抽象出本體論，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達成了高度的形式化，乃至於會被認為無比空洞。
總體來說，中國古代大多數人的思維停留在相對原始的具體運算階段。
但這隻回答了李約瑟之謎的一面。關於這一問題，無論是學者、知識分子抑或是大眾，都有過諸多討論，從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社會制度的視角出發， 對比近現代中西方之異同，試圖找尋答案。
例如，有人說，地理環境造就了兩種不同的文明。大河文明偏向保守，海洋文明偏向創新，因此西方對外侵略性更強，同時也有更強的探究精神。
還有人提出，中國人口規模過大，造成了中國社會內捲化。在地主社會里，土地資源有限、土地兼併嚴重，而人口規模大，人力便宜，在土地不增加的情況下，鐵犁牛耕已經能基本滿足生產需求，所以在春秋戰國以後，生產技術就「鎖死」在低水平階段。
此外，還有從中國官僚政治體系對科技發展的阻礙、工業革命的本質並不僅僅在於技術的運用等諸多方面，探討李約瑟之謎。
但有很多討論都是「看著答案推過程」，如環境決定論，並不能夠解釋「變化」——需要回答的並不僅僅是為什麼中國沒出現工業革命而西方出現了，而是中國與西方的此消彼長，為什麼會出現此一時、彼一時的變化？
在中國與西方的力量與地位的轉換中，工業革命無疑是重要的分水嶺，那麼，在此之前，為何中國得以領先西方，而此後又是什麼讓西方跨過這道天險，而中國則遲鈍了百餘年呢？
必須要同時解開這兩個問題，才算是尋找到答案。
林毅夫教授在《解讀中國經濟》中曾對關於李約瑟之謎的各種理論進行了系統分析，在2022年5月份剛剛出版的新著《解惑集：中國經濟專題答疑錄》中，林毅夫教授就這一重要問題，與北大學子從不同角度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
02
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為何領先於西方？
蔡煜暉（社會學系）：林老師您好！在此想對中國在前現代社會領先於西方的原因進行探討。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領先是由於發達的市場制度，還是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大一統」封建統治制度？
雖然中國允許土地私有和勞動力自由流動，也有技術創新，甚至出現了杭州、蘇州這樣經濟發達的市鎮，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古代一直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僅有少部分發達城市。
缺乏完善的工商業法律體系，長久以來鹽鐵官營、重農抑商的政策，思想觀念上對商人的排斥和鄙視，對土地再生產的熱衷等一系列因素共同抑制了工商業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應該更多的是依靠農業而不是工商業。那麼，在這樣對工商業發展不利的條件下，市場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呢？市場制度與封建統治是否衝突？
（漢昭帝時有「鹽鐵會議」）
林毅夫：「天下熙熙，皆為利往」，只要有利存在而政府不是管制太嚴，就會有聰明的人去推動市場的發展；市場的存在導致富可敵國的商人的出現。所以，在科技革命發生以前的社會，對食利階層的商人是防範的，這是為何「士農工商」，商人的社會地位最低。
但是，從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可以看出，在前現代社會，中國商人的社會地位並不比歐洲商人的社會地位低。當時的工商業發展的條件不如現在，是因為當時的技術、產業沒有現在發達，生產的規模經濟和可交換的剩餘有限，因此市場的規模和商業發展的程度也就有限。
也就是說，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而不是相反。
03
中國為什麼沒有發生工業革命？
鍾卓宏（資訊管理系）：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技術發明的中心在東方，中國四大發明、鐵犁等器具隨著中國的擴張傳入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中心是在英國，隨著蒸汽機的發明，人們進入了蒸汽時代，這時的技術在歐洲並向北美傳播，而這時的中國正沉浸於清王朝的盛世假象，沒有積極吸納、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
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時，隨著電磁感應等現象的發現，歐洲許多國家發明出了電器、內燃機，美國也逐漸成為技術發明的另一中心。這時的中國正處於社會矛盾、民族矛盾交織的時期，清政府的腐敗加上西方列強的入侵，讓新技術的引入（更不要說新技術的發明了）更為困難。1949年前，中國面對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等多重革命任務，談科技創新何其困難？
到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前期以美蘇為科技創新的中心，空間技術、原子能技術等獲得重大突破。再往後就是中國不斷學習、吸納先進技術的經驗，趕上西方國家的技術創新步伐，在部分領域不斷趕超，成為當今世界的增長引擎。
事實上，從前現代社會的中國技術的領先，到傳入西方各國，技術以一種由一點擴散至整個面的模式傳播。到了工業革命時也是如此，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技術由英國傳播到歐洲再逐漸傳入美國、蘇聯、中國等國家。
而正是其他國家的新技術、新知識的傳入，使各個國家有了進一步探索發明的基礎和動力。我認為中國成為最後一批加入工業革命的國家，最大的原因還是從17世紀開始的封建社會的由盛轉衰與西方列強的接連入侵。
高度的中央集權以及統治者的個人眼界使得新一輪革命的引擎始終沒有在中國出現，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則阻擋了新技術與新知識傳入中國。
設想一下，但凡新技術或者新的科學知識傳入中國，新的技術革命會不在中國發生嗎？所以我認為是中國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的共同作用使得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以上思考的不足之處，還請老師指教！
林毅夫：德國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時，還在高度專制集權的普魯士帝國的統治下；俄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在專制的沙皇彼得大帝的推動下進行的。所以，「高度的中央集權以及統治者的個人眼界使得新一輪革命的引擎始終沒有在中國出現」的說法不成立。
而且，要解答的「李約瑟之謎」是為何中國的科技在前現代社會領先於西方，但到現代卻落後於西方，如果落後於西方是因為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那麼為何工業革命沒有「源於」中國；而不是工業革命在西方發生後，中國為何沒有像德國、俄國、日本等那樣去引進工業革命。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繁華景象）
在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拉開了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差距以後，發展中經濟體追趕的願望一直存在，但是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的追趕努力都失敗了，成功的經濟體少之又少。
如何追趕才能成功？這是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所要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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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從文化角度探討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
袁野（資訊科學技術學院）：林老師您好！您在課上提到，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在於中國並沒有發生科學革命。按照我的理解，西方科學革命的發生與歐洲文藝復興的關係應該很大。
正是文藝復興的發生使得黑暗的中世紀開始出現曙光，人們的思想開始解放，並開始重拾古希臘先哲的思想，進而才有了後來的科學革命。而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百家爭鳴的現象，為什麼中國後來無法發生類似的文藝復興呢？
另一個問題是，您在課上講到，中國的科舉制度使得人們認為考取功名更重要，忽視了數學與控制實驗，而更注重經驗的積累。
然而，即使在科舉制出現之前成書的《九章算術》也更傾向於經驗的總結與算數的技巧，而如《幾何原本》那樣的高度抽象和具有思辨性的公理化系統和理論體系始終沒有出現。您認為這是什麼原因呢？這種現象是否也支持「文化決定論」呢？
林毅夫：首先，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明、哲學、法權思想等在歐洲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神權統治和禁慾、愚昧主義流行的黑暗時代已經蕩然無存，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從阿拉伯文獻中翻譯回來，是引進而非歐洲歷久彌新的文化傳統，因此，這一事實不支持科學革命在歐洲發生是由古希臘一脈相承的「高度抽象和具有思辨性的公理化系統和理論體系」的文化所決定的觀點。
（《十日談》）
而且，具有上述抽象性、思辨性、公理化特徵的文化可以在歐洲引進，在中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引進，關鍵是在古代中國，科舉取士的應試製度使得中國的知識階層沒有這樣的需求。
其次，我們在討論文化是否對一個民族的興衰有決定作用之前，必須先對文化的內涵做出準確的定義，然後看看這些內涵的各個因子如何影響人的行為和選擇。
在《解讀中國經濟》第十三講「中國經濟發展與文化復興」中，我們將文化的內涵區分為器物、組織和價值三個層次，總的來講，我認為中國文化在保持「仁」為核心的價值而讓文化綿延不絕的同時，在器物和組織層次上可以進行現代化，因此不妨礙秉持中國價值理念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的學習和研究，這一點可以從近幾十年來中國科學家在國外的物資基礎支持下做出的貢獻，以及改革開放後國內經濟快速發展後，尤其是在新世紀國內科技的蓬勃發展來證明。
（鄧稼先）
05
從官僚政治角度對「李約瑟之謎」的思考
管雨婷（國家發展研究院）：林老師您好！我最近正好在拜讀王亞南先生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對「李約瑟之謎」有一點想法。
第一是專制官僚政治產生的時間。
其在西歐產生於由貴族封建制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而在中國則早得多，產生於從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過渡的階段，且中國的地主經濟相較於西歐土地改革前的領主經濟更適應於商品流通經濟的發展和中央集權官僚政治活動的展開，使得中國的官僚政治具備一定的先進性。
同時它的包容性又將各種社會系統水乳交融在一起，如族長制、倫理綱常政治、意識形態等無疑都成為加強官僚政治的有力槓桿，「愚民」政策也大大強化了官僚政治的力量，一定程度上使中國在早些時間的實力遠超西歐。
第二是中國與西歐經濟基礎的不同。
歐洲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是領主經濟，而中國很早就從領主經濟過渡到地主經濟，其官僚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地主經濟，這兩種經濟基礎帶來了極大的發展差異。
「利之所在，弊亦隨之。」所有這些特殊的優越性、先進性和靈活性又無一不是中國官僚政治發展的原因和自我腐蝕的力量，無一不是阻滯中國向近代化過渡的消極因素。
王亞南先生給官僚政治做出的界定很清晰地闡明瞭這一點：「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到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王亞南
也就是說，官僚政治的蓬勃發展是把農民的愚昧無知作為基礎條件，只有在這種條件下人民才會把官僚統治當作無可抵擋的常規，甘願做「國王的臣屬」。
然而對於整個社會生產與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無疑是中堅，這樣的官僚政治使生產力得不到發展，生產技術得不到改進，不能為社會發展提供豐厚的資本積累，自然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而在歐洲沒有統一的政權，經濟體往往大於政治中心的可控範圍，且 14—15世紀封建領主制的迅速瓦解、工商業城市化的興起又為商品經濟和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基礎，加之競爭壓力下的地理大發現，帶來了歐洲經濟的騰飛。
不知道以上分析是否有邏輯不當之處。煩請老師指正！
林毅夫：王亞南先生的解釋不脫以現在歐美的政治社會作為標準來批判傳統中國的窠臼，他所說的那些問題是存在於傳統社會的，但是，歐洲在前現代的封建社會，在神授的君權和代表上帝的教會的統治下，比同一時代的中國還專制、愚昧和落後，所以中國的儒家學說才成了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來源之一。
例如，李約瑟的研究發現，歐洲領先於中國是在工業革命之後，而技術不斷創新的工業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先有了科學革命，當技術創新出現瓶頸時，可以通過基礎科研上的努力來打破瓶頸。
科學革命在歐洲發生時，歐洲還在被專制、愚昧和落後的教會和專制的君權所統治。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不同，科學革命剛發生時對技術進步、軍事力量提升和經濟發展並沒有幫助，這種幫助到 19世紀才產生。科學革命是一群對自然現象好奇，又受過數學訓練和掌握控制實驗方法的天才的偶然發現的結果。王亞南先生的大作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06
政府經營商業的傳統能否解釋「李約瑟之謎」
何翎（國家發展研究院）：林老師您好！中國自漢代以來就有如「鹽鐵國營」「廣州十三行」等政府操辦經營性事務的傳統，而這與奉行商業本位主義國策的英國正好相反。請問您認為這種偏差是否可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釋「李約瑟之謎」？
林毅夫：這種制度在漢代以後一直存在於中國，但並不妨礙中國在前現代社會領先於歐洲。另外，明朝時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萌芽，所以這種制度也沒有妨礙民間資本的興起和發展。
例如，除了有山西票號這樣成熟的民間金融機構和網路，有煤鐵之利的山西長治在明清之際，私營企業也已經能夠年產七十多萬套農具，遠銷東北亞和東南亞，更遑論自漢唐以來屬於工業品的中國絲綢和瓷器已經遠銷歐洲。
我認為一個解釋必須能同時說明為何在前現代社會中國領先於歐洲，而在現代社會落後於歐洲，這樣的解釋才真正回答了「李約瑟之謎」。
07
科學革命為工業革命破除了哪些瓶頸
匿名同學：林老師在第二講中提到，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主要歸因於沒有發生科學革命。我想請問，歐洲15世紀的科學革命主要為工業革命破除了哪些瓶頸呢？科學革命只是提供了數學推理的方法論的革新嗎？經驗上的論證感覺還不夠有說服力。謝謝林老師！
（哥白尼）
林毅夫：是的，科學革命主要是方法論的革命。數學的使用使得對自然現象的解釋可以做到嚴謹和精確，並且不會因為不同地區和時代語言的差異而有不同的理解；控制實驗則使得科學的發現是否為現象產生的原因可以很快得到驗證，以去偽存真。這種方法論的改變使得科學從原始向現代轉變，也使得科學的發現加速。
（伽利略）
科學革命對工業革命的貢獻首先在於實驗成為一個通用的試錯方法，新技術的獲得不再依靠經驗的試錯，而是主要依靠在實驗室裡的試錯。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貢獻在於，在實驗室裡靠試錯來推動技術創新出現瓶頸時，基礎科研的突破可以使技術分佈曲線（或發明可能性曲線）右移，打破技術創新的瓶頸，從而使得技術創新在工業革命以後不斷加速。這在《解讀中國經濟》第二講中有詳細的論述。
許鵬程（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林老師在談及科學革命的貢獻時曾說到，科學革命在方法論上的主要貢獻便是數學模型和控制實驗的使用。
然而，《九章算術》一書中很早便提及了各種立方體體積公式、勾股定理、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方法等，另外方程組、負數的概念也早有涉及，可見數學模型的使用早已有之。除此之外，古代方士在煉丹的過程中嘗試各種配方，進行試藥，這亦可看成控制實驗的雛形，甚至火藥也是在這個過程中被髮明出來的。
（葛洪煉丹圖）
所以，我認為將方法論的進步歸功於科學革命是不恰當的。與其認為這是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差距，不如認為其是文理方法上的差距。
在以前，數學模型和控制實驗之所以沒有在中國興起，應該主要是因為理科發展的衰弱。古人在儒家思想影響下所關注的治世之學即使在今天也是不能用這些方法來表述的。這些方法應該是隨理科一同發展的，它產生的原因便是理科對嚴密邏輯的要求。
林毅夫：你的看法聽起來有一定道理，不過有兩個問題。
第一，在中國，科舉制度建立以後，士人對數學的學習失去了興趣，以致許多知識失傳。煉丹之術則一直只是少數方外之人感興趣。所以，無法將兩者結合來推動科學革命在中國自發產生。
第二，在歐洲，理科的出現也是現代化的產物，並非自古已然。即使在今天，國外的博士學位仍然稱為「 doctor of philosophy」。我們不能把歐洲科學革命帶來的社會進步的「果」（學術發展、學科細分，出現文理科的劃分）當作科學革命產生的「因」。
（馬克斯·韋伯）
08
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的領先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有何相通之處？
匿名同學：林老師您好！您對「李約瑟之謎」的回答解釋了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的領先和明清以來的衰落。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又一次踏上了民族復興的道路，並在四十多年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您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成就，與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的領先是否有相同的「基因密碼」呢？如果有的話，這種「基因密碼」是什麼呢？
（浦東新區改革開放四十年對比）
林毅夫：這是一個好問題、大問題，值得思考。中國人民的務實、自強、不聽天由命，中國文化造就的超穩定的「大一統」格局，科層製為知識精英提供的進入官僚體系和在競爭中上升的通道，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領導人對歷史的責任感等因素，都有利於中國的發展。
不過，沒有這些有利因素的其他國家，像日本、韓國，甚至非洲的小國模里西斯也發展起來了，遑論歐美的國家。所以，在現代社會決定一個國家發展的還有更根本的因素，這是新結構經濟學所探討的課題，也是我在《繁榮的求索》一書中想要回答的問題。
簡言之，經濟發展、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不斷完善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持續提高，而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則有賴於現有產業的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同時，還需要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不斷完善，以使得技術和產業所蘊含的生產力能夠得到最大的釋放。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要成功，產業必須有競爭力，而產業擁有競爭力的前提則是企業所用的技術、所在的行業符合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並且有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來使得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技術所蘊涵的生產力得以釋放。
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高，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需要依靠自主研發；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水平低，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前沿之內，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有後來者優勢。
無論是發達國家的自主研發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產業引進，都會有市場失靈的地方，所以，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不管擁有什麼樣的體制或文化背景，要發展好經濟，在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前提下，都需要有效的市場來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也需要有為的政府來幫助企業家克服在經濟發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市場失靈。
所以，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一個國家無論有什麼樣的體制或文化背景，只要能夠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個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都能夠取得成功。
張哲瑞（資訊科學技術學院）：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前現代社會的中國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始終有巨大的人口。根據林老師在第二講中所講，中國在前現代社會具有優勢是因為人口數量大。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 21世紀初中國加入 WTO（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經濟的騰飛與中國的人口紅利息息相關，勞動力上的比較優勢與龐大的國內市場吸引了外資進入。以上是我的一點拙見，還請林老師指正！
林毅夫：人口多確實是中國在前現代社會領先的一個有利條件；在現代社會，如果發展戰略對了，人口多、市場大也會是一種優勢。
不過我們還要回答為何中國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情形。
如果我們用的不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借的表意文字而是拼音文字，那麼中國很可能出現義大利、法國、西班牙那樣的情形——同為拉丁語系，成為使用不同文字的不同國家。
如果沒有儒家的「大一統」思想，那麼中國很可能出現中東阿拉伯國家那樣的情形——同使用阿拉伯語，但是分裂成不同國家，或者像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那樣的情形——同使用英語，卻獨立成為五個國家。
另外，不管國家大小，人口多還是人口少，只要把勞動力從生產力水平低的產業（包括農業）配置到生產力水平高的產業，都會存在人口紅利。
同時，一個國家只要能夠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個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不管人口多少，都能夠發展成功，亞洲地區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新加坡就是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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